漫想中国民主

中国现在的文化阶层可谓庞杂和混乱，在政治做主所谓“调控”下，情况更像目光短浅的无头苍蝇（不必仔细分析这句话），人们各自为战不成体统，相互之间满是漫骂和鄙视，在相互诋毁里自己又找不到头绪，然综其全局，却没有试图把握永恒道理的人，人们并没有在追求知识的上进，作为目光深远的思想家的人似乎没能够出现，这大致出于混帐政治领导下的混乱社会情境对人的身心的压制，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神州大地上充满了多少的哀冤悲鸣，如此众多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却只是在相互挤压里悲鸣而不去追求真知，这是何等让人诧异的事情呀！在这众多的怒怨哀痛中，几乎样样都让人伤神和感觉封闭，但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让人头脑发空的号召，既然让人头脑发空，那它毕竟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让集体的思想多一些空闲，但在对这些号召的追求中，由于根本就没有头绪，人们便不是遇到了庞杂现实的堵塞，便是转而从自身的哀伤的缺陷去看待这件事情，从而更加愤恨和哀伤，这些号召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只是精英们的愿望，更大的能够包容更多意识的号召，在我看来，就是民主了。
虽然有了这些号召，但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缺乏知识和实践的，欠缺这两样东西，你很难去触动整个社会，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号召及其知识，然而到了具体针对事实的时候，却需要独立于混乱局势之外的头脑敏捷的实践型的思想家甚至只是实践家，比如现在有号召民法改革的，有号召教育改革的，有号召出版自由的，有号召改制更加开放的，也有号召民主的，然而矛盾是多样的而且相互牵扯，号召民法改革的遇到了政治机构分化和专权的阻挡，号召教育改革的撞上了政治枪口，号召出版自由的抵住了官僚情绪，改制更加开放的号召遇上了机构的愚顽不灵，号召民主的栽到了天空上面~~~敏捷的人总能够从中找出总的趋势而较轻松地梳理之，意识到各种意识矛盾的重要性就如同古代战斗前的征兆一样重要（人们会因对这些事情的难以把握但同时感到了它的意义的重大而感觉神圣地杜撰出了迷信。
我本来是想阐述民主而不是想讲这方面的限制的，那中间插一段，从上面看，在中国政治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但在我看来，解决的方案没有确定时也是“难以”触动原有结构的（当然，这不是说确实的不能触动，我说的是找出一套确实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事实上很多事都是在触动里逐渐找到解决方法的），毕竟我们是要找出一套确实能完善解决原有问题的方案，除非政治的压迫足以使平民造反，如果之前替换准备没有弄好，这样的结果往往成了暂时的无政府，接着就是强权政治自然遵循了旧体制吧，孙中山没有找到一套切实的行为方略，中国近代便有着一条这样行事的痕迹，在这种余患并未在后来时代的人心里完全地消除之前，人们是不敢轻易再次进入类似的状态的，而更趋向安定的生活，中国历来就是循着这样的一条规律去循环的，人们在政治上缺乏意识也即“民主”，开国者的强权安逸感便使他们建立了一套较适合中国地理和人的意识的政治系统，人们走向安定后较容易安定于生产，由于前面的战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需要比较稳固的政治系统的保障才可延续，大朝代与小朝代的不同也在于此），这种状态使社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盛世，之后人之不循善的本性使人之间产生意识分歧，安逸放荡的心思的矛盾凸显，危机感的消失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烦躁焦虑的情绪，统治者则把维护统治镇压民意作为自己至上的唯一的原则，如此意识败坏生产后的再加上饥荒促使民众的不得已，强盗行为以及接着的战事就很容易发生（马克思的机械理论很难顾到实际的内容），从这种中国的循环讲，中国近代的事情有些乱，因为遭到了外国的入侵，但从古来的历史讲，我不能说咱敬爱的党建立的这个新中国是一个大朝代，在开国之初，人们的安定心并没有被提上来，而由美俄的影响，倒是人心惶惶（主要是开国者心慌），然后又没有安定的长期的生产计划，土地分了又合，合了又分，似乎找不到主子，又搞了大跃进，人们安定不下来，接着是改革开放，在这一切过程中人们一直疲惫劳碌着却没有主心，从内容上讲，中国似乎想要摆脱古来的大国小农的生活状态，而从这里讲，中国现在的社会上争吵的思想都是古旧历史以外的新的思想矛盾的争吵，没有旧可以依靠，是需要自主开拓的，但中国的骨架仍旧是古来的骨架，民众仍旧承袭古来的体貌和习俗，是最尚古的，在这个基础上近代的一些管理者的改革都显得捉襟见肘，先不管其破烂的效果如何，他们却是真真的实践者，别的绝大部分管理者却是无为的放荡者，马克思的理论或许在西方有效，但在中国除了一些知识倾诉外而没有实践指导意义，他的一党执政的理论迎合了中国古来的帝王家政治（封建国家更容易接收他的理论），却限制了中国长足的发展，导致了一些奇异的非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其中很多都是绕了弯子的，再说中国的社会中的中国朝代内容，这分思想教育，政治和经济，现在的思想就教育在寻依靠，人是需要信仰的，这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共同需求，马克思排除了一切宗教，这在中国后来被人发觉不合适，中国现在正处于对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的遗骨的挖掘中，遗憾里又寻找其它古思想，其出发前提仍旧是稳固政治，这与民主是无关的，相反，为了稳固政治还强化了政治奴化教育，大力压制新文化，从这些方面讲，中国的管理者确实是相当无能，人才也不能得到发挥，人们在综合的发展上的意识很差，马克思的功利色彩在宣传扩大后助长了这份习气，在政治方面，人们仍旧认识不到专权独裁的危害，党控制言论和军队，具有浓烈的封建意味和习气，管理机制又趋于党羽和权贵化，权利滥用，当今的人民仍旧可以用“贱民”来形容或者定义，这完全不是在说气话，在经济方面，所谓的宏观调控渗透了权贵和无知的分子，只看GDP的发展的管理方式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套，社会的真正发展依靠的是科技，科技促成的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升，提高劳动效率和对资源的利用律，使人们多出空余时间来分配生产和从事文化活动，然而中国却是依靠破坏环境滥采滥伐来扩大产品产量的，科技的发展只是增大开采的力度，科技发展很不准确，这是败坏而非发展，社会的构建仍旧是依靠从农民和工人那里剥削剩余价值而实现的，这种情形还愈演愈烈，国家依旧是小农经济形式，这是由生产分配形式决定的，即使号召过种植区域化，但只是想在表面与大规模生产类似，但根子完全不在这里，而在分配管理上，在实际的后果里这只是把农民拉进经济网来剥削，农民像土地劳工，仍旧是经济上的封建，而如果不是这样的剥削的话，物价将会低很多，相比起来粮食的价格也就算是升上去了（很多人为粮食的低价格导致的社会情境发愁然而觉得又不能太升粮食价格，关键在于庞大的社会无用机构把别的商品的价格弄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会提高而且是在农业生产水平上的提高，不会对矿藏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同时矿藏的价格也会提升（那么问题就在于社会无用的消耗问题了，这是科技损耗和生产与分配的综合问题），其实由不准确的科技指向，社会大构架只是盘踞在农工上面吃，其效用远远被说大了，社会的效率很低，那个食物与整体消费水平比值反映经济先进程度的说法完全不适合中国宏观调控下扭曲的经济，只会从表象败坏内容，从封建相似上说，统治者曾为了不至于国家粮仓里生出一串串老鼠，国库里挂钱的绳子烂掉，于是号召消费，同时国有资产成为官僚阶级的金库，这些类的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分配完全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只是增强了骄奢淫逸和官僚权贵，这样的浪费是巨大的，十件棉衫换一个毛衫，十个毛衫换成一个绒衫，这种浪费在社会建筑也显露了出来，城市路旁大量的土地被建造为比如大酒店之类的建筑而只为少数人服务，而且是用来奢侈的服务而不是生产需要的程序，社会效率处于很低下的状态，大力发展汽车业或者名牌的蠢想法仍旧延续了大跃进的思路，只是导致了更多的分配不合理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发展不合理和全面，这远不是发达社会下应有的社会效率，农村建设更显出颓败，在中国未达到朝代盛期时颓败已经显露了太多，少数的管理者似乎也在努力，他们提出了很多让人惊异的想法，比如灭绝人性的人性化管理之类的很多东西吧，但当朝代中期泡末经济被消耗尽时，后果就非常不好了，明白人应该会知道应该尽可能去阻止这样的经济发展泡末，这些是断子绝孙和危险的，然而这牵涉的东西仍旧很多。
中国对待各种新事物的理念还处在多处空白当中，西方的那些先进的理念并不是能拿来直接套用的，关键的除了实践问题外，仍旧是庞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人口问题，中国近代发展的缓慢反映的迟钝也多是由此引起的，而在纷争中党内的多数组成成员便成了蛀虫，社会的选拔机制完全是土匪争抢形式的，在这里点明，我是站在极不同意这帮土匪的这一面的，然而不得不说党的反应是比较快的，他们提出过三个代表四项原则，还有毛邓理论（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理论，没读过），搞出了科教兴国的奇想悟出了与时惧进的感念，又想出了奔小康的妙招，提出了先进性教育，凑出了和谐社会的打算，对于此我是有体验的，高四时我在对社会的分析中想出了“和谐社会”这个词汇，党在两个月内马上就普遍提出了这个想法（我简直惊异了，它怎么敢直接这么说出来），它是很努力的，只是没有办法实践，脑子也显笨，而那些与党对立的人呢？他们除了骂以外就是号召“民主”（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提出了意识上的口号或者说知识），其实他们也没具体办法实践“民主”，中国处在未开发状态，在不发展综合意识形态时，一些事情只是希望和提口号，或许谁执政也会这样，包括那些呐喊着的精英，当然，我不否认党的行为实际上显地过于愚蠢了，奔小康奔出了贫富差和毁坏的环境，科教兴国兴出了政治奴化教育，与时惧进只加了自己的盲目蛮横和放荡，和谐社会把人的言论和谐掉了，毛祖邓宗的遗训也不去破除，我并不愿意指责当朝者，但不得不说那16个荣耻的提出明显表露出他们已经没有头绪了，而过于维护专权和防民之口以及内部渣滓的胡作非为理所应当为他们树敌众多。
在我看来时代有其合理性，虽然有这些恶劣的事情，但多党并没有建立起来，这种状况除了被压制外我却也看出了其中有一些人们对新党的不信任，人们仍害怕多出一个皇帝或者做很多无用功或者多出他们不信任的杂乱，在我看来，每个党都是劣迹斑斑的，事物最终的发展却是大情态下造成的一系列偶然和碰巧，人们的各种情态都是合理和必要的然而又是大脑不全和虚幻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没有具体安插多党执政的守则和说明书。
而人们中间那些对言论和自由的恐惧和自身的懦弱和奸诈以及对言论和教育产生极大限制的威胁性的政策才是打击旧的出发点，两者还要协调打击，也要专业地去打击而不是横加指责，方法自然多种多样，但先要意识到这些状况，意识的重要性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以前说的够多了。
那么下面来谈民主，这个词汇是综合而抽象的，甚至在如今有些不切实际的意思，但它是被提出来的，那民主这个词汇从哪里来呢？在我看来是从初二的政治课本上来的，上面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而西方很不民主，到高三时听到一次有关选举的闹剧后班里人直想发笑，然而在这个时候才明白民主和选举有很重要的关系，不是光说一说就行的，再看看不同的人，民主对小孩子有什么用呢？现在的小孩子在大人看管下能吃好长好就非常好了，道理上他们需要一些管理，搞民主，他们不会表示出支持的意思，对中学生来说，认识社会追求知识是他们的首要生活方式，他们甚至愿意为此而随波逐流，那些走出中学的大学生中愤恨者往往是在生活和理想上受到了压制，而不是在民主上受到了压制，问一问愤恨的大学生，他们往往对民主表示一头雾水，再大一些的人里往往是对周围受苦人的麻木拘谨和对作恶人的专横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而在相互交流里意识到了维护权益似的“民主”，具体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他们往往也不大清楚，再问问他们如何实践民主，他们的回答也不切实际，对农民来说，打工挣钱耕地忙家务管理好衣食住行就是生活的全部了，结婚是大喜的日子，偶尔吃顿酒宴或者上一次城买些东西就是好的消遣，生活就是照顾家人和乐呵呵地看看电视，没事去邻居家转悠转悠说说闲话，民主对他们何加焉（他们不好被劝也太容易被劝，意识本没有深度，在长久的民主里不能短浅说明来达到）？精英里一致认可的民主到这里竟行不通了，甚至有些不务正业的意思，诚然，那些受迫的农民工和矿工可以多出一些耐心去信民主一类的号召，但这就是社会问题了，在不被教导偏激时他们更愿意去揍老板或者砸玻璃，你当然可以用卡尔马克思去梳理领导他们，这是先驱的偏好问题了。
曾经的反右，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生育已经对农民施足了压迫，但只要不过那些被迫的限制，他们竟也没有造反，当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些原因里一些非人为的或者非压迫的因素，那么民主这个预备广泛称雄的词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首先是对政治的不信任，我向来认为政治是一件肮脏的勾当，它的目光短浅而注重压迫，管理者的智商大多时候让人汗颜，我曾说过政治放松一点压迫，时代就多一些发展，政治过多地搀和事物只会把事情搞坏，而在当今中国，这个矛盾尤其明显，国有资产是官有资产，国家是官僚阶级统治的工具，党玩弄着言论，把着军队，有耍人民的意思，而中国社会中向来无非是政治和人民两种事物，我们不能指望古代那些人民控制社会（其具体原因我还分析不出来，大致是人民内部不相互同情，麻木意识不统一，没有契约观念而多破坏的原因），而到了如今，为了对抗破败的政治，把民主提上议程在中国确实只算作一件新鲜的事，人民的属性够上够不上民主还须另外讨论，而关键是要提高或者说改变人民的属性。
那么民主是不是一种先进呢？我认为是，中国的古代帝王世家里没有民主的说法他们像是生活的动物群体，而民主这个词汇包含的广大的社会意义就太多了，它包括科技的进步，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等自由的意识，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和对一定人生世界观和政治知识的把握，对教育的专业和认真，对民权的看重，对契约和公平观念的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就包含民主，不管一个人的意识力怎么样，同为宇宙生活之物，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不该分高低贵贱（如果要分，那我的逻辑是可以用暴力来对抗），世界的规律并不在意人的意志，所以人怎么好分优劣？人既然想要凌驾于其它动物之上，那就应该有集体里的一些契约来平衡内部去分享自然，民主社会必须要有很强的自主协调力，要有强大的符合客观的公平和平等的观念，要以博爱和体谅作为气质，以不惧斗争作为手段，以宽容作为生活态度，这样的一个人类集体远非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所能理解的，不同的意识造就不同的动物群体，民主的群体的优势就是可以调理平衡人类之间的嫉妒心，不平心，争夺心，愤恨心，它是一个比较合乎先进人类观念的群体，较少动物的蒙昧，可以更多一些地防止内部战争以及延缓外部战争，说到此，西方的民主比如美国的民主便有一些缺陷可以明显指出来（似乎除了他们以外别处就没有民主了），就是普世价值的不足，对国家群体以外的人类的缺乏同情和科技共享（欧洲可以看作一个群体），至于其民主潜力如何，要看人类意识可集体达成的协定如何了，科学的发展让这些协定不是很稳定，人的寿命和个人发展又使集体意识产生了不平稳（马克思竟想上二日亿年 的意识相持平，这只能导致集体大范围的奴化吧）。
我对民主的赞同在于它调理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人生而平等，这种做法一旦落实，有才能的人便可以发掘自己的才能，乐于追求幸福的人便可以得到一些自我实现，这种想法与我的困苦和被压制的经历有关，我从中牵引看出了时代的愤怒，有多少改翻时代的人是从被压制里变地愤怒的？他们的力量不可小看，而人是不乐于有才能的人的愤怒叠加所产生的效应的，罗素说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个人实现和政治制度上，而由两者的关系，可以知道政治制度仍旧是个人实现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应该看到每个时代里一直蕴藏的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当今中国是首要的，其实民主也是人类的高明些的道德要求。
民主是一个宏观而抽象的命题，它的凸显在于集体的一种比较大的意向，而在具体上则要百般的要求，在实践上注意的却是具体的事，民主的实现要靠多方的积累，尤其是在如今，人们尚不能正确认识很多东西，更别提夸大视野看到完善的民主了（当然，如果稍加实践，人们会马上赞同“民主”）。
要说一下我曾经的错误幻想，我认为承认对生命有着准确和宏大的领悟，以为社会是善的，以为人是明智的，教育是友好的，它的压迫只缘于我不知晓的某些人类的无奈，在看到人类的平庸前我曾用人类不能凌驾于其它动物之上来劝导自己，而且不敢相信人类的无能，我深信科学家哲学家和党已经把社会建立地很美好了，可在当今浮华虚夸相信马克思嘴里的正统和毛泽东认为的人民力量的伟大（他或许有别的意思）以及政治家鼓吹的人民专政等思想肆虐的中国，精英必须要明白平凡人的无可奈何，端正自己的心态，忍受当今中国的无知思维（其实精英们算什么呢？）思想家去努力发展思想，改革家务必认真对待具体的社会改革条例，我想要用三四代才能完成民主意识的改进，既然世界有民主趋向，而不是民主的政治又如此大地限制发展导致内乱，就不妨把民主拣过来。
西方的民主不是可以随意拣来的，我们中国人只能从自身做起，要知道民主对于我们是个新鲜玩意，而在西方却是千百年的东西，具体情境不一样，西方追求人性和平等的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断过，为此思想而丢掉性命的也有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都有很强的民主调理方面的意识，他们之后的人也难有专为帝王服务的哲学家，如果说到人的信仰需求，他们的教会甚至在一段时间有着比国王大地多的权力，中国却全然不是这个样子，自从大禹开始民主就在荒废里逐渐绝迹了，改造成的社会完全由皇帝管理，人民只处于服从地位，然而白种人何以在民主探寻上和黄种人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我想这不仅仅是基因或者相貌等原因，说到白人，我们便多指欧洲，黄种人在亚洲，非洲黑人则处在不断的迁徙当中，食物的短缺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他们难以把文明固定下来以传授给子女，同类的族群也由于隔离而难以交流，当欧洲人开拓殖民地时他们还处在原始状态，在原始状态时，人们之间的协作性较强相互的监督也必定要到位，少数人生活在一起，难有专权可言，算是民主吧（民主并不代表不蒙昧，非洲的很多非人性的惩罚实例已经说明了里面缺乏现代的道德准则），然后提出重要的环境因素，欧洲的西部风雨充足，东部也不错（关于它们的物产和环境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忘了，那是初一学的，只知道东西部是有差异的，俄罗斯和法国是很不同的），尼采提到人的堕落时说欧洲物产丰足矿藏丰富，而河流和山脉以及岛屿把人隔地比较完全，人们懒于迁徙，这在古人的长期演进中竟分化出了体貌不同的民族，与中国相比他们的文明的起步显然比较晚（当然，后来通过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地质开发，欧洲地貌导致的民族自然疆界模糊更大地促进了相互的交流，这些交流是快速强烈而引起巨大的影响的，比如政治上它就在之后快速试用了很多方法，如果没有欧洲地形，马克思的五个阶段的理论就永远找不到依据了），中国很早就有了炎黄帝和蚩尤之间的大战，中国地势平坦，之前个部落的人们易于在奔徙中相互打斗和交流，而粮食产量的不足和自然资源的分布使这种打斗和交流显地很有必要，不谈我不清楚的聪明与否，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古人是乐于动脑筋的，他们创造了很好的定居文化生活，此时西方还近乎荒夷，在黄帝统一中国后（这句话是多么没民主意识）社会的政治安排很有追究地理的必要，由国都向四周渐远的驻守明显是针对地理环境而设置的，它受到地势和土地状况的影响，这时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显露出来了，欧洲那里的民族情绪在长期的分隔后会在以后显露出巨大的作用，这恰是他们追求民主的群体关系的基础，中国虽号称多民族国家，但个族自古的交往却不甚密切，藏族人居于第三台阶，楼兰人满足于盆地的富足，匈奴虽然对汉家地百般侵扰，但由于草原实在不合住惯了平原的汉家人的脾气，所以两者在远远的对峙里竟没有融合，迁徙不适于建立固定的庞大而无用的文明，这在匈奴那里除物产之外也得到一些表现，中国往西一点，跟中亚各国隔着天山山脉往南是喜马拉雅山，东南亚多岛屿，船只建造能力限制了他们相互的交流，丛林又限制了地块上部族的交流，而中国自古以来在南部又只是荒蛮之地，在汉朝才要逐渐开发出来，即使开发以后又多是平原地貌，利于人之间的交流（东北在新中国刚成立犹成为北大荒，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也因地理而产生障碍以导致分居两地），即使如此，中国原本也没打算做什么事都要一起，夏商和周朝仍旧是诸侯分地而治，这与民族分化有相似之处，在商朝和西周时确实也因为习俗的不同而分成了民族，周朝的国人暴动赶走了周厉王，这说明当时朴素的人民确是有民主意识的，后来东周后生产发展导致了食物的不均衡，懒散导致了传统思想的冷落，诸侯和天子之间的力量对比便有了新的变化，由于政治不同，人民倾向于服侍不同的诸侯或天子，战国时国家之间仍对朝拜的礼仪有很大的注意，但这时不能把顽固的礼教归入其中，虽然东周中间有人为探询减少战争的统一政治而努力过，孔子教派确实为以后的政治统一作了稳固内容的作用，虽然礼仪在以后逐渐发展，但在这时却是很少章法的，根本没有人道主义和男女平等的以为，其实很荒乱，在各项矛盾中，爱国心必定也被各诸侯号召过，国家之间的交流需要间谍，在当时信息的获取确实非常重要，而间谍是要有效忠的心理的，但秦最终统一了中国，爱国心毕竟没有民族心那样迫切和深切关系自身利益，缺少民族信仰，爱国心就没有保障，而中国（当时中国的含义在地理上很狭窄，指中原吧）却是汉家独自的民族，统一并没有人民内部的障碍，这之后，中国便被成为“大一统”，不仅“一统”，而且“大”，这便构成了中国今后的政治局势，在政治筛选中汉朝竟然建立起了“大朝代”，它的政治一直被后来循环使用，“一统”多是对人民的监管，礼仪的发明更加重了对科学文化的探索性限制，人民裸露在平原上更容易受政治的压迫和压制，同时“大”决定了它内部矛盾的众多和难以梳理，以至很缓慢，朝代成了“大一统”，又没有太重大的外部影响（北的匈奴和南的蛮族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是欧洲平级的争战），民主在这里荒废掉了，虽然看似业绩不错，生活平稳而且发展了，但中国毕竟同时陷入了往复的齿轮里，政治限制为以务实的农耕为主而荒于玩闹的科技和学问，欧洲在汉朝时仍有很浓的荒蛮意味，我不懂那里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但看过一些以欧洲战争为题材的影片，那断然不是可以在中国发生的，或许真的是由于体质上的精力问题，欧洲南部人比较活跃，哲学家的处境比较宽松易于自主思考，注重民主，社会又对科学和哲学有特定的对待方法地理环境又隔开了民族，民族内部的人又需要较强的合作，相互的监督很强，虽然具体情况要看实际的需要而呈现不同的样子，但民主意识一直比较浓厚，希腊在较乱的相互冲撞交流（事物发展的需要）里创造了一些文明（那里的几个大文明我不记得了），而大范围内仍受地理阻隔，当波斯30万大军攻打希腊时，希腊竟然只派斯巴达的五百勇士去温泉关迎击，还立誓要打胜，而成千上万的青壮年男子正在奥斯匹亚观看奥林匹克竞赛，这种让人惊愕的情境如果没有地形造成的意识是断不会发生的，城邦间的混战产生了道义问题，物质和生产以及战争导致了战功形式的贵族，勇士精神得到发扬，然而战争没有荒废民主，城邦需要民众支持便要有民主意识，贵族分化是一些类的物质和权力分配而并不在道义上过多压制民众，即使在之后的大帝国之时，罗马帝国内部仍旧是民主形式的，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人们空闲时间的剩余，各族各邦的交流也日渐多了起来，大不列颠三个民族是后来近代民族形式的早期展现，这时的战争也颇具特色，但不能不说仍与地理有很大关系，总之各项斗争调动了人的想象力和实践力，人们的思想并不固定而不知疲倦，民族意识是由人的亲近感和切身紧迫感所造成的，更何况这不仅在习俗上，而更在体貌和语言上得到了表现，多民族导致不统一的政治和集体意识，民族内部较亲近而少压迫，缺少成型政治的压制，人的思想形态较活跃而有明显的自由的意识，对照同时期的中国人，两地人的体态相貌已因政治压迫力和斗争思想的不同而对意识有了不同的疏导限制能力，思维有了很大的不同，两种人的表情和能做出的事是断然不同的了，先进的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变地有组织，导致了一些类的民族模糊，之后由斗争欧洲的民族意识在这时重新觉醒和逐渐现代化，并由少数化的贵族相继建立国家，在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几乎欧洲民族都按具体方式分化成了比较先进形式的国家，之前由于贵贱分化，民主一直在里面有力地叫嚣，在拿破仑之前，不合理的分化导致的埋没人才和上层人的骄奢淫逸已经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拿破仑的战争便是以民主性为主题，之前百年英国已有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至尽民主的叫嚣仍然很无力，民主的意识荒废至人的生理都没这个功能了，还有就是一定的一统在中国最初是有一些有利因素的，始皇帝统一度量衡，法国大王欧洲大陆的革命也需要普及语言以促成一定的统一交流，而现今世界也要在一些事情上达到一统，这能促进整体发展），欧洲的民族主义带有民主色彩，中国也是在近代被列强侵略时才提出新鲜的民族主义，但这民族主义的衰弱可以从日本侵华战争中人们的麻木中看出来，鲁迅可是对这样的麻木深恶痛绝，而两党之争则体现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特色，两党之争以及现党在之后的管理中造成的人口减亡绝对是巨大的，中国以前不在意民族主义，在安定状况下的民族主义却被弄成爱国主义和爱党混到一起沦为了统治工具，这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极不相同的，欧洲的民族主义有具体的平等针对性，最终形成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很大程度上的平等，他们用欧元而且有多个联盟，这种国家内部和国之间的民主也是来之不易的，它经历过长时期的混乱以及拿破仑战争和一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平稳了下来，他们更关心的似乎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具体的其它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把欧洲一直的状况称为“民权”，人民享有权利，而不称其为“民主”，“民主”好象更具有美国特色，而且有重于自由稍荒于平等的意味，更不包含博爱和广大的平等，谈到“民主”，我更感觉美国是一个爆发户，此外它也有过黑白种人不平等的问题，说到南北战争里的民主问题，还是让别人去研究吧，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把这件事极度扭曲的，美国的发展也被拿哈哈镜反射给了中国可怜无知的人，造成的却只是自己文化的杂乱和有关民主的争吵，对了，说一下中国不合理的民族主义宣传和党的不自尊自爱的联合后果，那就是内部造成专权膨胀，人民伤心欲绝又信誓旦旦，党却对外谄媚把国家卖地一塌糊涂，还有，说美国是THE UNITED STATES，直译为“这个联合的国家地区”，就叫”美联国“吧，南北战争时多个州要独立出去，那这种状况就要和拿破仑时代的发展比较一下了，而不能和中国的隔江划分南北相比，即使考虑管理者精力问题，中国却不好去搞联邦制（好象有什么地方分权制，国家机构和行政分化还要自主考虑），那么现今俄罗斯人聚在东欧住，加拿大人口也就两三千万，美国又是州联邦，苏丹之类的国家就不必提了，那中国才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国，印度排老二，但这种排名不免有些深重的意思。
还有关于清末的闭关锁国，我私意认为政治教育安排到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东西对清朝的罪过的批判有些过头的意思，自古以来东西方的交流就十分困难，从效率上讲，东西方的交往并没有给东方带来太多实际的利处，那些挣回来的黄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过利益吗？而交往里最大的利处是不定从哪里带来了玉米和西瓜，从印度搞来了佛教，近处从西域弄来了葡萄就算一个收获了，中国从交往里获得利益最到的是同西藏和西域的交往，西方的文明在相互的交流里是突然快速兴盛起来的，清朝闭关这一步只是走地没水平吧？它害怕当时西方的侵略，认为自己可以自足，重视农业，如果过于夸大统治者的自得自大是不是太没水准了？其实说是闭关也不是太完全的封闭，再从时间上闭关从乾隆那里1757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三代人也不足百年，当时国内的生产也很发达了，称为“天朝”自有其道理，而西方处于混乱里，清朝不好从里面看到太多贸易对自己有利的生机，西方发展后主要在非洲美洲办殖民地做生意，到美洲只需要沿哥伦布的航线走而已，到东方（陆路要溯河而上，翻过山脉中亚和沙漠，太困难）走省力的水路要饶过好望角经过印度洋总的涉及三个大洋，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竣工比中国近代史开端晚了近三十年，总之在闭关期间交流是很困难的，中国却仍对洋人的玩意不感性趣，这由大国的意识和已有的对新文化的不解所致洋人也不会把制造技术主动传授给中国，他们只需要进行成品贸易，欧洲人是在不断的战争和灾难以及科学家文艺家和哲学家不断探索中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在拿破仑时代，在欧洲内部拿破仑也是好不容易才把民主的国家政治安置到多数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到最后自己又被不民主的集团算计了，他们尚且那么困难，中国怎么会轻易接受这些外来的遥远的东西呢？尤其中国会笑话民主政治，至今多少人仍为当初有关政治的小聪明而激起民族自豪感而兴奋，突然有一天，洋人炮轰日本，日本人觉醒了，再炮轰中国的时候，慈禧是被吓懵了吧，中国内部则乱成一团，从整体上看，中国因为太大太笨拙而不能迅速反应而崛起，其实遍观清末，原本是要如其它朝代那样没落灭亡了，但在1840年其实又来了一些振兴，民族工业产生，各种口号也被提了出来，比如那三个什么强，又派遣留学生到西洋，侯氏的制碱法也是在自己留学里尽力摸索下才被掌握，由此可见往国家安排新内容确实是不易的，当然，这也不足成为中国落后的理由，日本就迅速崛起了，不过我认为管理者面对中国这个大国确实显出了精力不足，几个皇帝也不足用昏庸来形容，光绪甚至狠心改革政治，这种狠力即使在台湾民主改革中也没有当时那样面对完全的无望，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中国没有民主意识怎么能保证君主权利不侵犯宪法呢）尚且有民间资本和民主意识的支持，大陆即使在安稳政治下至今也没有人触动政治改革，光绪的政改确实让人无语叹息，而即使如此，政治体制仍旧限制了发展，孙中山对此绝不留情（中国是不是老依靠斗争才行？庞大愚钝地难以动弹）1919年民国成立，清朝逐渐消亡，国家的改翻并没有造成国内过于重大的损失，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伤亡和生产败坏也要比这次运动大。
那么民主意识呢？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中大范围产生的，据教科书讲它的作用是宣扬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人之根本的自由和平等好象没有提出来（其实五四好象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抗政府的条文，运动时的口号 "外争主权,内诛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誓死力争" "保我主权" "勿作五分钟爱国心" "争回青岛方罢休"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中国宣告死刑了"），在中国人权一直是荒废的，在我看来，人权在社会上体现在法案上，它需要民主和自由意识在人民中间广泛的稳固才可以达到实践，五四只是在文化阶层里号召出了民主和科学，，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扩展而且尚没有内容，当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只是邓先生拿来聚拢人心为施行改革开放服务，有很大的限制而且过后就被扔了，政治仍旧是被用作管理者做事的工具而没有民主意识。
那么民主究竟爱中国占几成呢？三国时期人口只剩下了原来的百分之一，其他时代有很多死亡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平均下来每个换朝换代死亡人数都在一半以上，汉武帝是汉朝的鼎盛期还因为对匈奴的战事死掉了一半人，每个朝代都鼓励生养，但每个新朝代开始都不足原来一半的人数，这都是全民性的没有章法的动弹，谁也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中青年那个年龄段，这里多是荒乱而没有民主，我想如果发扬民主，人的寿命在中国历史上会长许多，如果这算作民主的优势，那民主的好处还需要别人依据此种道德以为去多加提出。
1936年鬼子入侵中国，这时中国做主的是两党和一些军阀，清朝并没有过多参与这件事，而中国的胜利功劳分成我不知晓，反正敬爱的党靠的是自身努力，靠的是土地改革，而不是针对资本家的资本论，不是远在天涯的马老先生呕血写了40年的大批资本社会资本垄断社会的资本论，而敬爱的党何以对清末如此痛恨？除了拿批判来号召民心以巩固自身统治外关键就在于清朝闭关锁国造成了落后了吧，（我想对于人人都有插手的老制度问题只好表示无奈而不用把它归罪清朝），当时的状况我已经说过了，那现如今中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网禁报禁不说，还要歪曲事实压制文化，反对西方一切文化，把一切外人和他们的知识树立为敌人，对压迫中国的扯淡的苏联神往（它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及中国吧），用国不国来形容过分呗（单从死亡人数上说，太平天国过去后中国少了一亿人，新中国成立后几场运动下来中国损失了6000多万，国内自己的斗争向来很凶猛呀，而政治归罪的方式却很是让人摸不到头脑）？清末在努力振兴中华，当今信息和技术能快速交流时中国却关起门子来搞奴化教育，歪曲文化，这岂不是更大的败坏更大的倒行逆施？当有人提出无政府时国家应该觉得很没有颜面才对，实际上我一直向往清末的出版自由，当时李大钊真的可以办报纸，还是在北京办的，现在人们安定下来人们一点自由也没了，清朝中后期红楼梦因为屡禁不止而不禁了，现如今中国人才的不得出头简直让人血颜了。
看看中国人的情貌吧，胆小懦弱，害怕民主，畏缩保身，没责任意识和积极心，目光短浅杂乱，心思暴戾奸诈，没信用，求知心过于放纵和本能化，不尊重知识，对真理有莫名的害怕，更厉害的是巨大的政治恐惧压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政治的腐朽侵蚀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摆地摊的穷人和乞丐都不放过，如果说当今腐朽没落的政治不能被快速解决，那类似孙中山的人就很有必要出现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了，甚至任意的战乱都会相对促成发展，而这个苗头正在演化。
说到这里，中国的民主状况和文化意识情态总体轮廓就已经显出来了，现在各种精英都在从各方面进行杂乱的探索，在一定的杂乱长进以及形成的共识下将来会形成有实践力的主线，而从我的意愿出发，以我对文化的观点和热爱来看（或许它在如今破败的中国情境与政治下还没有具体实践力），我希望的是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能够以各种方式深入民众，提倡博爱，发展科学和道德，每个人都要扩充自己的知识文化，要解放言论大力放松出版，舆论机构民产化，破除产业教育，在一定的发展后会自发过渡到政治民主改革，在这期间，是思想家和改革家发挥的时候，真正有才能的名人也要露头，而假文人则要低下头别去误导言论，当初五四运动想弄出点事也不是光宣传口号就可以的，还要宣扬有具有实际内容的思想，如今的一大缺憾就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宣扬远远不够（而且错乱而不系统，需要有人去研究并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只“拿来”是不行的还要创新）而限制了总体继续的发展（到农民中间去宣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倒是一件好笑的事，老师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说农民和工人是一体的，如果有资本家就都受资本家剥削，外国农民就受资本家剥削，大家要团结才好，结合中国实际，惊地连牙都要掉了，宣传应该注重效率和全面，一个小马克思能起什么具体作用），此外，我只是说一下抽象的意识问题，这是长远保障，而针对现今的方法，还需要头脑敏捷的人去探索，我对一切有动力和活力的活动抱有乐观态度，只要不这么死寂就好，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最后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呐！
补充：人们希望民主苛求民主，但现今的强压政治下一定的无政府思想是很必要的，人们中缺乏实践家，而实践的方式在我看来除了不断的宣传和讨论外，还要从行动上建立新的党派，新党派必须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好的先进属性也远望目光，不要压制青年建立党派的行为，此外或者再建立各种可以自主的社会团体，甚至可以以此来吸引现党成员的加入，民主社会必须要有很完善的民主社会团体的支撑，这是一个极必需的步骤，而它一定要快速兴起才行，至于现党，对它多一些宽容是可以的，但结果如何只能由它自己的属性或代理人去选择，还有就是社会团体组建的资金问题，我想这只能靠改革者自己去解决了，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时也是从各方面拉资金的，希特勒的团体的发展更不易，改革者自己随意怎么找资金吧，因自身生活要求和忙碌于社会大生产而不愿意自己白忙活的改革者我就没办法多指明道路了，这不是有责任感的改革者不如不建立，我是搞思想和科研的。
另外盗版业也要建立起来以发表有先进思想的书和刊物，只是其发行渠道有些问题，但也可适度解决。
说到中国民主，这就需要大的改进，人的价值观需要重新定位（通过放松奴化教育），自由平等观须深入（要放松言论显露知识让求知者去引导），道德观需要重新探索（需要政治管理机构的改进），人没有信仰就容易蒙昧，信仰与民主又没有抵触，而中国人在信仰方面的缺失就更表现了限制发展的蒙昧（可以在社会上宣扬科学民主，在人群里优化分配和生产，在生活工作中放松对劳动时间的剥削以达成），人与人的关系要靠改善政治来改进，我知道只有发展一些思想才可以达成政治改进，而只有政治改进才可以破除压制使全方面重新发展，每一个眼光敏捷的人都应该通过表象去看问题的实质，以寻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策略，比如放松政治奴化教育，社会的全貌就会发生改变，精英们抱怨的人们的素质低下和道德缺失到时候又有什么针对性呢？只会显露出精英们的迟钝，还可能因此扯后腿（这也是我说的二代人不可作为革新保证的原因之一，他们有康有为的业绩，但后来康有为在外国写了文章去骂先进多了的民国宪政而希望建立君主立宪），抱怨民主不等于就解决民主问题了，没有准确的洞察力是改革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如果放松教育和言论，我相信社会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们或许突然可以优化生产分配，发现重新建设社会建筑和调理各方面发展的新招数，更易于宣扬文化，接着我们突然发现可以改革政治了，精英在之前的抱怨多数都没用了，实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超前揭露一些热门不能预料的新因素，只谈只骂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眼下的实践的起步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和作用的，人们应该积极愉快满含期盼地去探索而不是意淫，关于更多的观念可以到我的博客去看，我的两本小说也要出版，哪怕有人给我盗版呢，要引起新文化但出版社因此不敢给出的书，主要是让青少年读的，内容却是整个社会。
综合欧亚民主意识的产生及不同，可以知道民主并非人之本性，实际上由群居生长机制可知奴化也是必然，民主即是抽象和庞大的，那它便架于人性之上而与人的本性无关，既然肯定它可以给中国带来好处，那这个课题还要深入研究和探讨，以至可以拿来在人群中使用，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化的信仰而又不如古来的信仰那样深入人性，所以又不可按照宗教的说明来使用，它的使用需要人群普遍的对现代科技文化只是的了解以及明白由这些知识衍生出来的世界观念和道德逻辑，然掌握知识的欲求并非大部分人的本性，我们更不能希求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人是目光短浅而注意自身得失的，人群对知识的掌握就必须依靠发达文化（依靠文化能人来建设）对人进行正确的知识灌输和引导才可以达到，以至最起码人人都可以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对“剩余食物”（看我的文章《剩余食物》，我想这比剩余价值的含义要广泛）的指手画脚，那从上面的话可以预料到，这种民主社会的上层构建并非多数人的意志趋向而是少数科学文化能人的调剂梳理所建立的，比如教育和政治机构，这非无创造力的常人所能设计，只能在之后通过教育让他们了解，那么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也必定要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由其产生的文化传播设施，着写背景是在西方长期争斗中凸显出来的，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内容也在于斗争的不同（虽说这不完全是根本的形成机制），西方的多民族斗争和团结需要以及监督机制更自然地形成了贵族阶层，在演化中这些阶层更趋向于与下层民众的分离而独成体系，相比之下东方的却只是形成了统治阶层，东方阶级的形成是人在打斗中相互牵扯和拉拢以形成的，它没有西方贵族的种种人格化的品质，西方在小族内有战争才能的人可以自然形成所谓的高贵一族，人民对这种贵族的要求是多要求他们有独特的人格比如骑士精神和卫国精神，从此甘愿养护他们，因而贵族可以和下层分离开来，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品格上都是如此，中国的大族却没有这种特性，由地理和争抢因素，好都英勇者都是缺乏对某个集体的保护力也即卫国精神的，人民也从不能寻找并拥护甚至甘于喂养某个统治阶层的（项羽在西方可以成为卫国者或者暴君，在中国却被孤立为屠戮者，而且中国对统治者品行的要求极低也要和斗争方式有关，秦末混乱中刘邦的品行极差，然不乐于他的品行而注意个人评价的黥布却是在混乱里马上被杀掉了还被指责为判断不当意气用事），而统治阶层为了自己费神地寻找民众拥护而缺少鲜明的品格，与民众交往，形成的多是奸诈暴戾的品格，战斗中也要想尽方法做一些阴谋和下流的勾当，国家平定之后又形成对人民的压制，现代化的文化自然被压制，有人也和我一样说过中国的统治者是小民意识，我还用穷苦顽劣低下来形容过统治者的意识，西方的地形和城堡（中国也在开始的长期里修筑城堡，但平原的地形多削弱了其防守的作用，因此没有在长时期里形成人的卫国精神之类的品格和国家的分化）的大力构造致使攻防形式单调化，侵略者首领容易被称为暴君，而暴君的品性在斗争中被揭露，卫国者则是高尚的代言人，待社会发展，长期内西方社会仍用这些品性来鞭策延续的贵族，上层人的品性对科学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掌管了舆论和物质分配，在西方贵族会去养某些社会中贫困的科学家哲学家，贵族对数学的巧妙很赞赏，对天文学有些好奇，养尊处优的倨傲又使他们很能从文艺和哲学里发现乐趣，社会发明又使他们感觉非常新鲜和愉快（这种科技发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找出极多这种例证，比如高斯的研究生涯，其多奠定了现今文化的早期发展），东方则开创了歌功颂德的科举制度，很多西方的哲学家会颂扬贵族，大致是因为这些贵族气质有利于人的生长，别的文化人则依赖贵族，而东方的歌功颂德却很大程度上要被称为拍马屁，这种使骨质松脆肌肉萎缩并不利于生长的意识至今深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之后贵族骄奢的思想（物质分化和战争的缺乏容易导致这些情态，民主意识在求发展里深入了）发展，科学不愿作为贵族的宠物而要去做主地发展，社会的构造由于意识作用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甚至人才也被压制，再加上科技导致的机械发展，物质力量的对比也发生改变，革命便没有松懈，少数文化能人的意志得以在争乱里显现以组织社会，这些人也得到了很大的尊重，后来慢慢形成了如今的社会状态，但我并不曾听说欧洲大力叫嚣过民主，他们的骨子里却始终有着民权的意识，民主有较稳定的历史和人文环境，不必费力去没头绪地探索，而民主的力量则要从美国的斗争和地形以及人种分化里去搜寻，我想应该是美国把“民主”这个词汇喊响亮的，但我并不知道美国的近代斗争史和文化背景，中国对这些的教化除了掩饰就是歪曲，这是没有一点好处的（美国在独立战争前的多人种使人在斗争里促进了民主意识，华盛顿不搞独权，这种开放政治促使科技文化大量发展，联邦也促成了交流和前进，使意识活跃，荒废公平也由人种鄙视等因素促成），而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必须独立去探索自己的民主，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长期的民族和地形演进中比较混杂的状况，更不能凭一概而论去照搬（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值得东方人去探究，当今中国很多人骂里面的禽兽和垃圾成分，还有很多人职责改革开放对中国道德的败坏，我想中国没有伟大和有前进指导力的文化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近代软弱唠叨的文化人多堵了政治的枪口或者不得已做了政治的帮凶），甚至开化的发展更加首当其冲，对付如今仍旧效古的统治方式，文化和意识形态更需要发展，民主则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任何一个预备政治改革的人必须认清这些东西，政改只是打破固定局限，更多的内部政策调整更需要敏锐的眼光。
人们把人类的原始时期称为人类的童年，在这之后的一些发展期，东西方人的童稚本性大致是天生而相同的（人类整体的相似性曾深深让我惊讶，幼时不曾觉察这些，但在中学我体察到了人的生理本性对人极大而一致的作用，包括各种观念和需求的相同，因此不同的人在生理调理上有多大的不同呢？恐怕其比例极少吧？如果不高看人的意识，偏激者和恭顺者从大方面来说仍旧差不太多，而正常人对颜色的感觉的同或不同至今未被科学家和哲学家探寻出来），而后来的发展是超出人的本性的具体实践内容，谈到现代的超出原始人本性的行为以至于社会构造，那现代人更是要依据意识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动物群体，其超越者只是少数求知者，要说到正统，一个宏观的哲学家是不能充分给现代社会的正义或道德属性充分定性的，这些定义只能靠片面和有时代局限的道理去进行说服，因着这句话，我可能会引起改革实践家的不满，但你们却没有看到超脱原始属性或者说时代特征对现实境况更根本和悠长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你们也不明白集体潜意识，科学的某个框架可以解释时代的困惑，但更长远的发展却需要更大的框架来把旧框架包容进去，现今人们的拘泥于词汇而困惑的境况确实需要更大框架的指导，为了能在今后更加有利于世，我稍在题外说一下，当初相对论被认可时有些坚信牛顿学问的科学家好象不得已自杀了，所以还是放宽视线的生活观对自己好一些。
我总以为相对论还不是更大的框架，现代科学家的观念和心态是难以去自杀了（由这些我们还能看出其实在生活上一直没有最正统），其实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忽略意识说它是短浅的想法，可我认为这是马克思意识不全的意识，他的想法终归毕竟是意识），可很多人宁肯把它忽略（想不通这方面的事就容易把它忽略了）。
还要点明，马克思对先进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事实，更歪曲了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史还是现代史，而思想的学习于现今的中国更像是可以平移近来而非马克思的论调所推倒印发的西方文化更加先进或者正统（文化生活大多还是与政治无关的，马克思的用政治诠释一切和政治无上统治者是希腊神仙的论调明显~~不提他了，如果说西方文化先进，无非要说它能让人脑子更明晰，对身体的锻炼更适合人的生理特征，我曾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文化作了一个偏狭的定义），说到实际，中国的文化在被压制里仅是在社会上除良存弊，一些独特的思想不得讨论和延续，往往停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且不成系统，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却需要一些现代化的综合和和谐，对待文化所需要的态度远非现今人所理解的那样，这一点必须再被社会改革者所探讨，中国的古文化洗荡了人权意识和现代道德，现党的政治和产品分配又导致了中国只效仿外国的拜金和堕落，这些东西加上中国历史培养出来的属性，做地显尽了小民意识，比中国古代还烂比外国新文化垃圾还堕落，而承古和仿外者都无力商讨自身还意识模糊，现今中国好象只学坏不学好似的（社会还没到学好的意识程度，学好的人被大潮流埋没了，埋没的原因还在言论压制和产品分配上），在这样的乱七八糟和吵闹里，就还有人停下脚步茫然望望四周，说明一下新中国已有的成绩来缓和呼吸调节一下生理，堕落者更无意于这些乱七八糟的貌似长进（唉，全是破除蒙昧阶段的杂乱），反正在我个人身上我知道自己愿意接受那些思想和认识，世人现今汲汲于恶俗的对待文化的眼神确实蒙昧地让人心烦，在我看来中国本土文化确实不够深远和根本（从人本上讲，文化应该是要以给人带来愉快有助于人的生长为目的的），渣滓众多（或许作为预备搞科研的人我的要求太脱离世俗了），我们应该用最短的时间从道家筛选出少部分的养生学和处世观，从墨家马上选出个人培养哲学，把儒家塞到皮箱底下藏起来，把中国的玄学写进世界未解之谜（根本不用像现在那样去浪费大量的社会时间和精力去探讨低效率的事），从世界上搬来正统且系统的文学和哲学，学习他们的科研机构和构成（这些对中国也是新鲜玩意，技术哪个国家也有发展，但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却不是中国原本就有的，要看清自己原来真正的样子才好修补改进），日本的性快餐文学算哪门子事？我承认市井文化作为人性写照来构成时代的重要性，但要形成社会中层阶级构成的文化阶层却不必如此盲目无助，世界上有正统的文化高层，这些都是很有用很性的系统的东西（其实在我没有认识到集体的笨拙的时候，我一直对社会的不接手真实的文化很不明白，在我看来那些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但事实上情况却是人类属性要糟糕地多，以至于我在思想不成熟的情况下都非常想对这样的社会效率插一手，如果出了错还请原谅），当然，可以明白接手世界文化的困难在于中国缺乏历史经历而会对新东西表现出很大的难以理解（而中国古来自身思想逻辑的深入在求知的小孩这里更是让他们不舒服和难以理解，中国很多文化是政治产品，对生理是很大的破坏），这需要想象力和大度的社会心态，但目前重要的是文化阶层没有形成，这个阶层要在合理分配和开明政治以及言论自由下以发达的学校教育为中心建立起来，这看起来~~牵涉的东西太多了，官僚和功利气氛把这些东西腐蚀地不像样子了。
最后切一下主题：作者最近意识模糊，常常处于呆滞的状态，心思在自身之上靠潜意识写了这篇自我外部的东西，内容常常不切主题，此篇暂不涉及改革，因为在这方面很错乱，只算作探询漫想民主的一篇文章，另外人们不要忽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在我的探讨里的限制作用，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中，马斯洛比我要积极地多，我倾向于从宏观以至于表观地观察人类，到底哪种认识是正确和客观实际或者说更有发展潜力的，那要凭以后更深的认识来解决，关于我对人本哲学的理解，可以看我的《我读马斯洛》，刚才看见马斯洛准备搞一套人本哲学政治，其实政治的样式是很多的，有各种不平等比如经济差别和权利不同就有不平衡，甚至有人的生长就有不平衡，所以最完满的制度似乎不会出现，中国可以去找参照或者参考，但要符合到国人原有的属性上并适合发展，还需要自己多加探索，更需要长远的目光和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