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方面我已经说过太多了，现在来简单地总结一下。
关于宗教，现在人们在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同时往往提出政教分离，人们通过对民众的无信仰造成的社会荒乱和崇尚政治导致的理智破败而意识到了宗教的重要性，但却没有能力去思考它，而既然想要政教分离，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去整理宗教以使宗教产生我们需要的社会效应，据我所知，宗教形式的信仰较之科学和哲学的信仰更容易被民众所领悟和接受，若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历史，中国深厚的文化本可以形成一套很好的宗教，一套好的宗教对社会巨大的作用我暂且不提，我们直接去看宗教，中国自古的迷信因政治压迫而屏除了给人教益这一条，只剩下了给人宽慰，因此才成为没有主心的“迷信”，而玉皇大帝和天庭的想象无可争议地与民众有政治被虐症环境下的封建王族为一体，这已经偏离了宗教的主导形式，没有了发展指向，我们知道国人对外教的不理解，因它不适合中国的地理和人心，所以在综合古文化创造新教的同时，把教义移回正统才是关键问题，再通过与外教的对比，可确认的是人们需要有各种能力的神和一个天主，因此新教需要给天主和神留下重要的位子，这在我的《道教启示录》里已经比较好地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一个宗教若想长期发展，就必须联系到各个阶层，最主要的是文化阶层，我想研究中国古文化的文人也因为没有统一指导而在走弯路，新教的天主为人民而设，统一路线则为文人设计，宗教作为一种结合全部文化的传播方式，应在不同阶层上有不同的信仰侧重点，民众则愿意给信仰立庙设牌坊，这便是新教建立的经济和结构基础，基督教的机构设置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发论工在民众当中的开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参照。
下层民众的思想基础不变，政治制度的改变就只是没有发展的争吵，在开创更好的政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征得民众的同意才行。协商中使他们思想明晰，这才是开展改革的势力基础，现在我不得不费神重申一下我对宗教热情的原因，因为目前我所接触的人只是对我的提倡表示极大的不解，他们以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只是喊着民主提出一些政治改革条例就行了，却没有实施的手段，我必须着重提出，我们不能和民众谈条件！劝导人民道德变好一点不要相信政治等等是完全没有根本的用处的，人民和政治的处境是交互的，必须借助外力才好得到提升，人们可以用理论误导人民，可以因势利导地教化人民，可以在人民中间传播学问，也可以让人民团结起来和外国打仗，但却没办法和人民探讨条件（只能受指导地参与），不可否认人类从猿猴到现代人的思维转变正是宗教形式的信仰对社会思想的层层总结以去乱村实而导致的，当然，或许这种分析只让教派先知和哲学里的聪明人知道就行了，不必对过多的人去说，但到了现代说出来也无妨。
然后是政治改革，政治的职能是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兼顾生活发展），因管理者的精力问题，在管理上中国要实行联邦制，有关其重要性我已经在其它文章中提出来了，中国的行政管理必须以落到实处的管理为前提，围绕之以达到高效的管理，以此为基，去调理中央机构分化和县乡级行政方略，在文化上，人民是难以摆脱祖先的名单在所谓的中原大统一上却完全没有循古的必要和限制，除第三阶梯上的藏族以外，中国的民族界限是模糊的没，由于族间融合，邓先生的族间生育政策到了现在也可以适时修改，而行政则代以联邦制，其划分方式主要依据地理和气候的统一状况（虽然欧洲民族分化很强，但美国行政区直来直去的划分就没有民族的忧虑了，政治改革要达到民主民权，虽在初始时没有人权基础，但结果却可达到人权，因此在中国实际下不同族的限制相对于管理不会有更大的限制，关键的是行政要划分好，美国的不同人种尚追求平等，而中国生育政策却忽略了人权平等，而过于重视民族人口分配，这在如今民族界限更加模糊时是一个很大的弯路，人口混居后比例大可以更无顾虑地去重视行政分化，民族可通过融合来达到矛盾的减少，信仰的不同是一个问题，但中国人毕竟没有体貌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据我认为，中国的古文化除儒教外的其它文化已经对中国地理有了很深入的研究，比如《黄帝内经》就以其实用而对中国地理和气候有比较实在的分化理解，而中国传统地理中“九州”的说法又有什么具体含义？有了大的地理分块后，我们可以再依据农作物和文化的不同再从中划分自治州或者自治省（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自治，针对中央臃肿的管理而言），最后达到州省界大小的合理，以及人文气候和管理的相适应，这时人口不再是一个过重的问题。
行政分化中需要用宗教和其它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为稳固人心的工具，精神传扬必须与行政改革同步运行，如果运筹合理，顽固阶层也会被感化成为统一发展里的一员而减少其阻碍力量。
看到了政治着眼的地方，我想要有人提出整套的行政管理方略才好（我现在的知识有限，不足以提出这些内容），现在有很多人提出了政治改革内容，但总是不够完善，改革要看准中部，联合中层，下层依靠民众，从上层发起，但使用的内容和理论的提出都要找准独自的方向和着眼点，应主动去触动改革而不是作出被迫改善的动作。
那么之后谈文化，只有统一中层给予其研究指导，文人才可安定心思，以此社会舆论才可正常运行，它是宗教广泛传播的途径，也是政治心理的稳定因素，只有给予他们知识和追求知识和发展的空间，他们才甘愿把社会前进作为信仰并促进之，我现在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迷信，它是宗教内容创造的灵感之一，其理论基础在于中国古文化，以达到改善人的精神气质和体质的效果，使人有人权观念没，宗教是梳理社会思想的工具，其发展要靠中层阶级，在其过程里，中国中层阶级如果发展合理的话就会壮大起来，而一个有力的中层阶级对社会的作用又是如此巨大。
我现在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信心，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是民众思想依赖的基础，难于动摇，而且在于它对中国深刻的解释，它结合了中国的地理，气候，物产和人文，至今仍可以全面地解释中国（正因其不发展，中国才一直踌躇于历史困境中），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思想者，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在于其深入人类潜意识的根本性，相对西方文化来说，中国的文化像根，西方的文化像枝叶，根藏于地下，丑陋而不被理解，人们看到的又只是枝叶的美丽以及其有直接效应的光合作用，但作为树木本身来讲而不是旁观者来说，根的作用是更根本和巨大的，西方文化里的哲学多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基础上的分支，美国流行的马斯洛的人本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完全可以在中国养生学里得到更根本的依据，一本《黄帝内经》可以把两者的研究容纳进去并开拓出更广阔的前景（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黄帝内经》为何在中国遭受如此的忽略，在主要医治病菌引起的肤浅的疾病的快餐文学起作用的如今，《黄帝内经》完全可以作为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去进行研究，只怪中国尚未重视和发展起哲学，缺乏思辨哲学），在挖掘中国古文化的同时，我要指出中国文化里致命的缺陷，即思辨哲学的不发展，这其中有中国的政治因素，因此中国的哲学才像丑陋的根而被埋在地下不得发掘，潜意识的哲学内涵又不被理智化，中国中层文人现在的状态恰是处于一种上下的矛盾当中，与中国根本隔着一层土又牵绊着不能跳跃，急于向上看又不明白地下的深厚，西方的文化在头顶开花结果可自己总够不到，在看到现今的文人笨拙地用中国古旧的文化解释现今的生活和思想，以至于令人诧异地寸弊除精以达到杂乱时，我表示出了很大的惊讶，似乎要看到人们要让老根开嫩花结圆润的果实，文化方面确实是难以疏导，社会效率快而直接的是西方思想，当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和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分析小集体的时候，人们才能更快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而不必产生基础动摇，从而达到更好的部门和专业分化以让社会更好地运行，而从对人类的指导上讲，中国文化有其世界意义，我只能提示到把中国和世界文化打通以相互交融，树干要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把握上每那些深层和根本的，需要人去开发的哲学思想才是根本所在，孔孟之流所讲的一些事例是完全没有效率的，看过于丹老师的讲坛后，大家就知道有力的中层应该排除古文化中的什么因素了，而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现今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精华有所把握，那些解释中国人文地理气候物产以对社会改进有益的内容，那些要溶进新教成为中国文化哲学根基的养生学内容。与这些被忽略的默默探询事物本质的东西相比，百家争鸣算不得什么，它只是政治的一场附带的思想冲突而已，其中胜出的儒家的大一统政治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管理观念，而对史料的归类中，《史记》可以作为文学传记，《黄帝内经》可作为人本哲学基础和地理人文分析的综合资料，〈诗经〉可作为地理人文的概括，四大名著是市井小说（可作为人文心理参考资料），各学科需要重新进行准确的归类，以此形成文化的统一战线，其目标是承古奉外的社会改进，掌握好了自己的文化，外来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接手。
政治改革中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分化可参照国外，经济的分配也可参照西方， 西方在社会机构分化方面有远比中国稳固和坚决地多的优势，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仍是以农为本（农民工是流动的，不固定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副业没有太好的调度，而那些社会化的生产掌握在国有资本即官僚阶级手里，是很不稳固的，在开拓现代化经济结构的过程里，中国才刚刚起步，需要社会哲学和思辨哲学以及人类哲学的指导才可合乎未来发展地得到安排，并且只有依靠思想改进才可稳固下来形成多数人遵守的社会契约，管理中问题主要就显露在利益分配上，矛盾突出表现在国家调度和资本发展的争执中，其制衡要靠社会哲学的调节，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依照政治改革来发起）就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社会生产起步中的权利调度分配问题，现在中国的官僚阶层掌握生产的情况是很变态的，国家的职能应由传统的争抢逐步变为社会调理机构，因此将来不应是现在性质的社团集体（现在的共产党）去管理社会，这就牵连到了民主中的多党执政改革，而资本的起步却恰好通过官有资本的变卖来避免起初的荒乱，其调节靠社会思想，变卖过程依靠行政改革制造的限制，我对此不能提出具体的方略，而这可能会改变整篇文章的分析结构，在一段时间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行政的改革依靠思想的成熟，中央政治的改革依靠社会思想和宗教进行同化，而这两项改革尤其是行政的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经济的改革，行政转换必须要有成熟的经济改革方略，而经济改革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改革，好在社会生产的经济改革可以沿袭现有经济政策并加强改善，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又可使人民较少干预资产转化，宗教思想的发展可以平稳一些人民的反应，那问题就更加突出在行政改革的完善提出（包括区域划分，经济依靠，人口流动，民族融合等问题），这会对农民也即农业经济这个基础有重要的影响，进而调理社会生产，还有就是中央政治改革的思想同化，这两项是改革家必须考虑的最实际问题，它和经济改革也是相辅相成的，官员需要替换，管理者需要大改，饥荒和运输调节应该通过多加慎重而调整，而在考虑经济利益分配的同时又必须清楚地了解环境，科技，工业和资源，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仍旧为经济之本，工业要考虑到发展中的内需以合理调节其发展，科技和资源方面则要考虑对外竞争，城市化国家便是利用科技竞争资源，因此中国必须明确自身发展属性，目前中国已由备战发展国转为无头绪，经济制度和调理需要创新，与经济有关的是阶级排列，这主要在教育行列得到了体现，这是农工和城乡转化的地方，但为了稳固这一分化，教育只是通过压制而出产脑力劳工，没有把思想阶层调动起来，反使这个源泉处于被毁灭的状态，政治经济改革必须考虑教育和劳动证明等阶级转化尖锐的地方（与此相似的有户口的限制），因为要实行社会改革，教育在毛邓时代起了压制社会思想的作用，现如今早应该放松了，这方面由于政治恐惧的后遗症，至今少有人进行改制，但还不家大改革粒度的话，这会把阶级分化搞地更错乱怪异，需要让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白这一点，如今的改革需要教育力量的输出，因着如今有比毛邓更加明晰的社会改革意图，而教育的改革需要自身的统一协调，不单单是浙江大学对外国大学的学习和山东针对严酷的奴化教育实行的素质教育，文理科的分化要再次减弱，这可依靠减少科目的繁重来促成，近代史要减轻（里面的内容大致是错误的），政治减少对马克思哲学的灌输而辅以国际明白的哲学思想，物理化学等理科科目增大人的自主性，学校驱除重点分重点的分化（这要依靠社会结构的调整来达到，简述其关系，官僚资本的转变会减小城乡分化以及文凭依赖），这些可参照我的小说80后的教育史传〈井底卤水年华〉去理解，在此不多说了，从乡村文化讲，让子女上学以达到阶级提升是很多农民的一种信仰，在自身阶级提升上他们也只有这个信仰可以依赖。在不打破这个信仰的前提下，应该更加侧重在精神和对农民实际状况的提升上。
由以上的分析我现在更重视社会思想的改进，这是具体社会结构改善的基础，我现在只是道出自己的综合分析，给事情分出个轻重缓急，为它们指明道路，道出精神和精力的指向，以及一些心态的分析，意图建立起一个社会发展的统一战线而已，这只是一个意图，具体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更多人的参与调节，而且社会思想需要客观化，各种限制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阶级势力），而且必须看到被埋没的力量，我还要不厌其烦地申明，放松政治奴化教育，领导者和思想家就会出现，放松舆论压制，好改革方法就会提出来，放松集体管制，各种有发展倾向的社团就会出现，人民素质的改善要依靠社会结构的改进，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分配方式的改进，利用他们来发展则要靠成套的合理的信仰，社会发展应因势利导，对一些社会自然事物的不宽容要从改革者的意识缺陷去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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