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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政的价值基础

2008-12-26T22:05:00.0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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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论宪政的价值基础白钢林广华[提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宪政的价值基础：宗教、幽暗意识、自然法和契约论。宪政自始至终是一种“设防”的学说，宪政论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识的政治思想中。幽暗意识认为人不是“天使”，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作为人类理性的体现的“自然法”，并非实证意义上的法律。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它高于一切“实在法”，是人们评价“实在法”的价值准则和参照系。契约论认为自主、平等与和谐的生活是合乎人性的自然的生活，人类建立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目的。正是在于保障人类的这种和谐的生活关系。一、宪政的宗教之维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宪政时，几乎一致认为，宪政是基督教精神的产物。J·弗里德里希在分析宪政的起源时，认为“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西方宪政的价值与特点主要反映了基督教文化，“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④基督教伦理与文化通常成为西方学者解释社会结构的文化背景与研究方法。学者们一般认为，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②韦尔斯指出，“如*没有人类的堕落，那么基督教的全部历史的编造，目前基督教的宗教热情和道德所根据的原罪和赎罪的原因这段故事，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③这就说明，基督教在西方兴起后，它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而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而这种宗教文化又是一种罪感文化。西方学者们所说的宪政源于基督教，主要理由在于宪政的产生与最初的内容源于罪感文化，即罪感文化孕育了西方宪政的精神。④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基于罪感文化的宪政有了新的变化与内容，使宪政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与宗教色彩。古典的宪政讨论了整个国家，而现代宪政则自始至终与有限政府原理相联系，即以人性恶为根据创造控制人性恶所带来的各种弊端的思想、措施与原理。“设防”不仅是宪政的内容，而且也是宪政所追求的目标。①[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②亚当、夏娃原居于伊甸园，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旨意，被罚降尘世，因他们本身原有罪，使世俗社会充满罪恶，人降生即具有恶的一面，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称之为原理。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③[英]赫·乔·韦尔斯：(,lit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lO59页。④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 l8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基督教的罪感文化首先赋予宪政以法治主义精神，而法治始终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价值体现。克洛德‘德尔马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从社会学的角度学说，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第一是允许多种团体的合法存在，它们之问的竞争支配着执政者的决定；第二是遵守以宪法为最高准则的各项法规，行政和立法职权的执行者的选定以及职权本身的行使都是以这些法规为依据的。”①根据罪感文化的精神，人们天性就是恶，而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势必造成社会冲突与矛盾，而通过法治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问利益关系，可以实现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法治主义是宪政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没有法律的控制与调整，那么人类的社会秩序难以得到维持，只靠道德与伦理达不到社会稳定之目的。再次，基督教所体现的个人主义是西方宪政产生与存在的重要基础。瑞士神学教授布鲁内尔认为，基督教伦理学是作为神的行为兴起，使宪政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个人主义是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和倾向，即把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意志作为饬恳磺惺挛锏谋曜嫉某叨取Ｎ鞣降母鋈酥饕逶谡*治文化上必然表现为对“人性、对政府官员权力以及对国家或政府的怀疑态度和戒备心理”。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宪政自始至终就是一种“设防”的学说。由于人性恶或者个人主义引起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使得社会成员权利的保护和限制公共权力成为一种客观必要性。再次，基督教中体现的宽容精神、仁爱、平等权思想形成西方宪政的人权基础，使对人权的关注成为宪政不可缺少的内容。基督教产生于公元l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它之所以最后形成为世界性宗教，原因在于基督教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基督教信仰全人类之神和天国福音，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摈弃犹太教的民族优越感，主张个人意志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每个人的主体意志又要求社会生活中彼此之问的尊重和保护，不强制别人服从权威。这种宽容主义精神对欧洲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尤其是，宗教改革后，人权与平等思想在宪政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反映，如新教关于人在自由命运上的积极能动的精神转变为政治参与的权利；面对上帝的选召，每个人享有平等的选择权的思想又成为平等思想，实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宗教改革唤起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西方宪政的实质内容。二、幽暗意识与宪政所谓幽暗意识，就是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它是基督教的“原罪说”的重要内容。⑤基督教的幽暗意识包括两个思想层面：首先，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人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这份完美无缺，这种至善，只有神有，而人神之问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在基督教看来，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就不能有“完人”。这种人性观，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基督教以外的一些文化里，如中国的儒教传统，希腊的柏拉图思想，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往往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作为统治者——这种追求“圣王”和“哲王”的观念，因为它和幽暗意识相抵触，在基督教传统里，便很难产生。其次，幽暗意识造成基督教传统重视法律制度的倾向。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滥成灾”。因此，权力变成一种极危险的东西。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种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①[法]克洛德·德尔马：《欧洲文明》，一h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l25页。②③尹大贻：《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④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 页。⑤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上主传统》，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白钢、林广华：论宪政的价值基础。19 。道德的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种是追求制度上的防范。基督教从人性论出发，很难走上第一条途径，剩下来自然就只有第二种途径。基督教的思想家，不论新教或旧教，思考人类的政治问题时，常常都能从法律制度着眼，绝非偶然。在许多古老文明里，我们都可或多或少地找到这种幽暗意识。比较而言，它在印度与西方文化中特别深厚。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出世的，因此它的幽暗意识虽然深厚，却未能对政治社会的发展有正面和积极的影响。而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识，却经由人世精神的发展，对于政治社会，尤其是自由宪政主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幽暗意识是美国宪法原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诚如英国史学家布莱士(James Bryce)所说，当美国“开国诸父”于1787年夏天聚集在费城草拟宪法时，他们的思想是带有很浓厚的幽暗意识的。他们对他们新建的国家充满希望，但在希望中他们阅苷*视现实，他们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但这份理想主义却含藏着戒慎恐惧的现实感。这份高度的现实感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有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认为，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我们必须正视这种通性的存在。他曾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这份对人性的现实感使麦迪逊深感政府的权力不能集中，集中之后，以人性的自私自利必然会有暴政的出现。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固然会造成独裁专制，集中在大多数人手里，也会产生欺压少数人的民主专政。阻止权力集中的最好办法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这一制度。麦迪逊这些思想日后变成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美国立国已逾两百年，这部宪法显然是一部可以行之久远的基本大法。而其所以能行之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开国诸父”当年的幽暗意识。英国十九世纪的史学家阿克顿曾经指出：“一个基督徒由于他的信仰，不得不对人世的罪恶和黑暗敏感。这种敏感，他是无法避免的。基督教对人世间罪恶的暴露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因此才知道罪恶的根深蒂固，难以捉摸和到处潜伏。基督教的神示一方面是充满了慈爱和宽恕，另一方面也恶狠狠地晾出了人世的真相，基督教的福音使罪恶意识牢记于人心??他看到别人看不见的罪恶??(这种)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教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①基督教的幽暗意识不但使阿克顿对历史的种种黑暗面有着普遍的敏感，同时也使他对人世间权力这个现象有着特别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性，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他认为，人性本具罪恶性，权力既然是由人而产生，便有它无法消解的毒素。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就越大。因此教皇或国王的堕落性便不可和一般老百姓同日而语。他由此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权力容易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原文为：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mpts absolutely．)②可以说，限制政治权力这一宪政的核心价值正是渊源于幽暗意识。三、自然法与宪政所谓“自然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行为的原则来说，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以一定的制裁来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③这个释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表明自然法的本质是一种正义论或者说是一套价值体系，是“一种对公正或正义秩序的信念，这种正义秩序普遍适用于所有为宇宙间最高控制力量支①Lord Acton，Essays Oil Freedom and Power，the Beacon Press，1948，P．14-15．②Lord Acton，Essays oil Freedom and Power，the Beaeoil Press，1948，P．364．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 20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配的人”。①第二层含义说明自然法并非实证意义上的法律。自然法思想家们莫不认为这种“自然法”高于一切“实在法”，是“实在法”的最终根据和来源，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评价“实在法”的价值准则和参照系。这种涵括了正义实质和作为实在法参照系的自然法之光在自然法思想家们眼中是通过“理性”折射而出的。运用“理l生”发现自然法的观念已成为一种共识在西方长期传延下来——在“实在法”之外有一套永恒不变的标准，通过纯理性，亦即通过逻辑推理而获得，并且成为人类理性的体现，因此“自然法”便是“理性法”。自然法思想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出现的智者学派是最早运用哲学理论对一系列自然法问题进行探讨的学者集团。不过最早的自然法概念，还是笼罩在神学灵光之中。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就将自然法称为“神的法律”。苏格拉滓浴吧裎*万物的尺度”，认为自然法并非人定，而是神定，自然法不过是不成文的“神祗法”的体现，它普遍地到处发生效力，又是国内人定法的道德基础。这样的自然法概念只能属于低级的萌芽阶段，被神学所窒息和压制。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阐述自然法的思想家。他认为存在一种自然所确定的自然法。在他看来，既然有普遍存在的事物，就必然有完全切合于公共生活的自然和道德的原则。自然法是超乎国界的，不管这个或那个国家承认或不承认它，这都是实用的，并且，国内“制定法”又是“自然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具体化。亚氏将自然法从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普遍存在的事物必然性推论自然法的必然性。他虽然也同苏格拉底那样，从道德原则的角度去观察自然法，但带有更大的抽象的理性成分，并初步论述了自然法的世界主义性质，给后来的斯多噶学派以至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思想以一定的影响。亚氏的自然法思想打下了自然法学说的初步基础。罗马时期，随着法学思想的发展与完备的法律体系的确立，自然法思想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塞罗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自然法的思想家。他把自然法抬到最高的地位。他说“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乃合乎自然的纯正理性者”，认为自然ù*表“理性”、“正义”，是最高的天理，国家机关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和法令，应该只是自然法的体现和运用，否则就根本不配称为法律，只不过是“一帮匪徒的规则”而已。自然法是从自然生出来的，在国家未成立之前，在成文法未制定以前，自然法便已存在，并且永恒不变，从而体现了自然法的本原性。自然法普遍适用，不分国界、民族，从而在更高和更明确的意义上赋予自然法以世界性。从这些方面看，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学说，“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即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成为法学世界观”。西塞罗认为，自然法就是全世界的宪法。在《关于共和政体》的著作里，他宣称：“真正的法律是理性和自然的一致，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他写道，“这种法律是法律无法废除的，人们也绝不能免除这种法律的义务。它来自上帝，要是有谁不服从它，也就是否定自己的本性”。②西塞罗认为，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官。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在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推托马斯·阿奎那。他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四种。永恒法是支配世界的神之理性，是最高的法律，*表神的全部意识。“自然法”是“永恒法”在有理性的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代表神的局部意识，即“自然法不外乎是永恒法对理性动物的关系”。③在古希腊思想家的心目中，自然法是最高的法律，而阿奎那却将自然法的地位降到永恒法①《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29页。②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③[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Or7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白钢、林广华：论宪政的价值基础。2l· 之下。可见，阿奎那信守的终归是“神学界之王”的美名，他对法的分类及其解释，只是为了将全部法学(包括自然法学)置于神学的控制之下。这样，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实际上成了“神学的婢女”。因而，阿奎那的学说是对古代自然法思想的倒退，而当以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神学将人类仅存的一点理性都抹去时，自己已走到了尽头，它最终让位于以人类理性为核心的近代自然法学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然法学说，主要指l7、l8世纪西欧各国流行的用自然法的观点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和理想的一种法学说。它在承袭古代自然法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荷兰的格老秀斯，⒐*的霍布斯、洛克，德国的普芬诺夫，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思想家被后人统称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由于这一学派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时期，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是为这一革命进行舆论准备，提供思想武器，并为即将建立的新社会提供新的基本原则。因而，它们的自然法理论与古代自然法思想相比，有着独特的历史特征：第一，以人性为自然法的来源。古代自然法是以“自然”为理论来源，而近代的自然法学说之所以与它们相异，从“人性”中寻找自然法的来源，有其深刻的意识转换背景。l4至l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亦称人文主义运动，和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截然对立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即“用人的眼光”，从“人”出发，并以理性为依托来观察说明社会政治现象，从而建立起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担当起将人性论和自然法学说联系在一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荷兰的格老秀斯，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自然法之母就是人性”的观点。他认为人性需要相互沟通，更需要和平合理的共同生活，自然法是合乎人性的，从而把抽象的自然法在一定程度上拉到现实的“人性”的基地上。近代自然法思想家们认为“自然法”是国家“制定法”的“祖母”，自环热挥肴诵苑植豢*，制定法则更应该合乎人性的要求。这就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结合起来了。近代自然法思想家还把人性的特点归结为理性，自然法的特质就是理性，二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如格老秀斯言“自然法是理性的命令”，霍布斯也认为“一条自然法，为理性所造的格言及普遍的规则”。理性与自然法的联系虽然久已有之，但近代的思想家们不是以宇宙自然的“理性”或神的“理性”，而以是资产阶级的“理性”论去占领自然法的思想阵地的。第二，以护卫个人权利为自然法的宗旨。近代生产方式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革，刺激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对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提出必然要求。思想家们在竭力倡导以人性为自然法的源泉之际，更不失时机地反映出这种要求。他们虽然对自然法的具体内容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但他们一般都比较强调个人的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格老秀斯已初步提出了自然权利的思想，认为生命、身体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①也就是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霍布斯把自然法的首要法则规定为两个内容，即寻求和平的“自然律”和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卫自己的“自然权利”，并认为这一自然权*是不可转让的。洛克是这个时期强调个人权利的典型代表，他把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看作是自然法规定的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并强调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卢梭虽然主张人们在订立契约成立国家时，把个人的一切自然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但每个人作为集体的一员仍可以从中获得同样多的权利，并且成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构成人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可见，个人权利问题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共同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这也是近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核心问题。近代自然法学说在这个问题上和古代自然法思想相比表现出明显的进化，因为后者一般都比较注重个人的义务。①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 22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三，以契约说为自然法的国家起源观。近代的自然法理论既然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那么，在解释国家起源时，就必须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个原子或个人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只能通过相互订立契约的方式来实现。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般都是用这种契约论来解释国家起源的，他们首先设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也挥忻魑姆傻淖匀蛔刺*，在这种状态里每个人都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除了受自然法的支配以外，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支配。但是，思想家们对自然状态下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强调人的情感，如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受自然激情的支配；有的强调人的理性，如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受着理性即自然法的支配。除了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在自然法和契约法的关系上，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思想家们的看法如何不同，把二者联系起来却是他们有别于古代自然法思想的共同特征。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和契约论的精神是水火不容的。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即典型地代表了一种自然起源思想；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则是和上帝创世说联系在一起。近代自然法学说所主张的国家起源契约论把封建君主的权力看作是没有经过契约授权的强盗的篡夺，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自然法学说一度沉寂后在l9世纪末2O世纪初重新兴起。导致这场复兴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缘于人们对法西斯政治制度的必然反思。德国纳粹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居然会假法律之名而做出，这个无情的事实不但使人重新注意到法律的正义性问题，而且促使人们从‘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立场转向对‘ 捎Ω迷跹*’这一问题的探索”。①在这种背景下，自然法学说得以迅速复兴，被称为“复兴自然法”或“新自然法”。新自然法学形成伊始就确立了西方法学领域三大学说分庭抗礼、三足鼎立的局面。新自然法学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为思想渊源的神学自然法学；另一种是世俗的新自然法学。两个分枝仍是一个主调，即强调自然法高于实在法。不同于近代自然法法学说的特征是，它强调了自然法内容有“可变性”“具体性”。神学的新自然法学主要代表是马利旦，他在对老托马斯的自然法思想作总结时，加进了“人权”、“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社会改良主义”等新内容，故其思想在二战后极具欺骗性。作为西方世界精神支柱之一的天主教教义也就顺理成章地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成为理论工具。世俗非神学的代表，首推富勒的“道德论”。富勒新自然法学的基本内容是法律和道德不可分，二者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实在法必须服从某种道德准则，他认为法律之中包含有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外在道德即传统的公平、正义等实体自然法；内在道德叫程序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制度”本身应该遵循的某些原则。其内容有八项：(1)法律应有普遍、平等适用的规则；(2)法捎γ魑墓*布；(3)法律不应有追溯既往的效力；(4)法律规则应明确；(5)法律中不能有矛盾；(6)法律只能要求人们做力所能及之事；(7)法律要有稳定性；(8)官方行为要和法律相一致。他认为上述八项是衡量有无法制的前提和标准。从注重“实体自然法”到提倡“程序自然法”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及新自然法理论的日趋成熟。西方自然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缺陷。它的致命弱点之一是，其理论前提只是一种假设，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的自然法学说，都是虚构的一种“自然法”，以此为出发点来演绎出各自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原则。另外，自然法还存在一些玄虚的、不易确认的逻辑命题。如“人们怎样知道自然法? 自然法确定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自然法有效力”?②自然法的这些缺陷无疑给其对立派设置了非难和攻击的把柄，近代的休谟、边沁等分析法学家和萨维尼等历史梁治乎：《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l992年版，第l94页。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白钢、林广华：论宪政的价值基础‘23 ‘法学家莫不据此对自然法发难。无可否认，自然法的缺陷必然有损自身活力，自然法的缺陷亦是置自身于衰落境地的隐患之一。尽管如此，代表永恒正义的自然法一经产生就成为具有极大活力的能动要素，参与塑造着西方社会的法观念、法制度，促进着西方法律科学(包括自然法本身)的发展和成熟。古代希腊斯多噶派的自然法思想，从多方面、多层次促进了罗马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中世纪时，“自然法思想通过和神学思想的联姻，折射出自己的生命之光，并为中世纪末期资产阶级法学的登台照亮了道路”。①近代自然法学说为建筑近代西方文明的法律大厦奠下了基石。近代自然法与西方宪政制度紧密结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要素，这一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另外，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和1907年的《德国民法典》的制定都深受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渗透。“所有上述法典，通过赋予其效力范围内所有人以一定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实现并实施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某些基本要求”。②近代自然法还是国际公法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许多法律原则和规则的直接思想渊源。综观西方自然法二干多年漫长的发展史，足以说明它总是在探求着新的土壤繁殖自身，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新生，为西方宪政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四、契约论与宪政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具有独特地位与意义的理论。它是由古希腊智者学派首先提出来的，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三个社会形态，纵贯两干多年的历史。契约说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契约论是一种关于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学说。在西方几千年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契约学说，它们的观点或理论是不尽一致的，但它们一般都是与社会发展的民主趋向联系在一起。契约论者都以契约的观念来说明社会和政治现象，而他们的“契约”观念又是以所谓天赋“平等”观念为基础的。大多数契约论者都认为，自主、平等与和谐的生活是合乎人性的自然的生活。因此，人们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的关系，只有通过平等协商，个人的愿望才能与他人的愿望联系起来，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愿望；只有通过平等协商，每个社会成员的行动才能变成社会性的行动。社会和政治都是人创造的，人类建立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目的，正是在于保障人类的这种自然的生活关系。这就要求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必须以社会成员的“协议”或“契约”为原则，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不然，就会违反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性”，就会产生专制主义。可见，自然主义的人性论是契约学说的理论出发点。契约论(包括自然法)的思想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更多的与奴隶制的民主政治、民主思想联系着的。它的产生首先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它顺应古代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潮流，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类以人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心的崭新主张，用以对抗宗教神话对人们的严重束缚以及奴隶制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对人的压制与轻蔑，从而开创了古代人文主义运动，影响深远。古希腊的契约思想可分两大支流：一方面有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民主智者学派及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对人的价值、作用的肯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有贵族智者派对强权政治的赞颂。斯多葛派和罗马人则反对契约论但推崇自然法。斯多噶派自然法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政治含义是提倡人们消极地屈服、适应于现实，但就其思想影响来看，却结出两枚性质对立的果实：一枚是顺从、超脱，为人类重新皈依宗教，特别是皈依即将统治世界的基督教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枚是自①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②[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 24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由、平等，成为人们批评、反抗专制和压迫的思想武器。罗马人在实践上又进一步扩大了斯多葛派的影响，并且有自己的贡献。庞大罗马帝国造成大一统思想，对国家权威的尊重与服从，这一切使罗马人形成了初步的“政约”理论。①但这个理论的最终完成却不在罗马，而在随之到来的中世纪。“政约”是契约论在中世纪的一种特殊形态。作为中世纪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根理论支柱，“政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使封建统治制度化、法律化，将纸文上极其有限的“契约自由”湮没于根本无法挣脱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压迫之中；另一方面，它又给世俗政权提供了对抗教会统治的武器，因为“政约”理论包含着主权在民的思想内容。如果将国王、皇帝的权力说成是产生于人民的同意，那自然意味着对王权源于教权之说的排斥和批判，从而带有某种进步因素。“政约”理论在中世纪还呈现出更复杂的情况。一些反对罗马教廷专横的教会内部的改良派并不主张从根基上动摇教会，只幻想通过改良，使天主教内部的组织原则及教徒生活能够民主化。因此，他们利用契约论中的一些思想，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等等，反对教阶制和教皇的独裁统治，从而形成和推动了罗马教会内的议会运动，削弱了教皇的至尊地位，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运动提供了某些可供借鉴的原则。契约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理论在长时期的历史变迁中得到丰富与发展，它保留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契约论中最基本的东西，沿用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契约等一整套古老的概念与术语。资产阶级在继承这一理论时，并非循规蹈矩，毫无创见，恰恰相反，他们赋予契约论以全新的阶级内容和时代精神。如果说契约论在古代仅仅反映了一般的民主要求和萌芽的人道主义，在中世纪，通过其变形——“政约”，与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有了进一步密切的关系，那么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则直接反映了该阶级在经济上的迫切要求和政治上执掌政权的强烈愿望。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服从理性，遵循自然法，因而它是一种和平美好的境界，但它尚不足以保护私有财产，因为它存在如下几个重要缺陷：第一，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为共同的同意接受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第二，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③改变这种状态的办法就是通过契约，组成政治体——国家，使其具有公共裁决的权力和立法权威，因此，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并且是一种特殊政治契约的产物，只有这种契约才终结了他们之间的自然状态。在近代契约论史上，洛克是区别了国家有政府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他认为，国家是旨在保障私有财产的个人间契约的产物。国家的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就其最后归属而言，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的权力不过是来自最高权力的委托，它包括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立法机关在受人民委托期间制定法律的权力。立法机①在契约论的历史上，有“政约”与“社约”之分。从时间上看，“政约”的历史并不比“社约”短，在长达千余年的封建时代，“政约”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政约”(governmental contract)，即国家生活中，人民服从君主，君主保护人民为条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定。这种约定或有明规，或有默许。就其实质而言，“政约”讲的并不是国家的起源，而是在国家已建的前提下，关于政府的产生及对国家权力的运用与限制的观点。同时，“政约”所讲的“人民”并非指很多个人的集合体，“个人”在这一理论中尚没有独立的地位。“社约”(social contract)是讲很多个人相约而组成政治体——国家。国家的主权存在于相约者组成的整体之中，政府不过是国家权力的派生物，是实现主权的工具。至于相约之前，人们到底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社会状态，以及对这些状态的解释，则因人而异。但同样有一点极为明确，即相约之前不存在国家、政府，它们只是契约的产物。同时，这一理论的立足点是有自然权利的、独立的个人。参见蔡拓《契约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②同上书，第221—223页。③[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78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白钢、林广华：论宪政的价值基础。25 · 关的立法权是不能转让他人的。这样一来，洛克就赋予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力。洛克的主权在民的结论是与他的政治学说的浓厚的个人主义基调相吻合的。在他看来，人的自然权利是最神圣的。通过契约让渡给国家的绝非全然权利，而仅仅是为保证社会安宁所需要的惩罚权。至于生命、自由、私有财产，则始终属于个人。立宪主义的许多现代思想来自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他对国家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典型分析，包括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他宣称，人们原来是按照自然法生活在他所描绘的那个“完全自由的状态”和完全平等的状态之中。但是，洛克认为这种自然状态是不十分方便的，因为缺乏“制定的、固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乏“知名的和公正的法官”，又没有一个行政机构来执行判决。因此，人们一致同意摒弃飧鲎匀蛔刺*，通过社会契约，产生一个政府，以保障他们的天赋权利。在这过程中，放弃了的惟一权利是执行法律的权利。按照洛克的说法，政府的存在是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并应遵守创设政府的民约条款。如果政府违反人民对它的信任，人们有权来采取革命手段。这就成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正当理由，并为一个世纪以后美洲殖民地提供了一系列基本论据。所以，在《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弗逊一开头就郑重宣称，所有的人都生而平等，由于他们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组织政府是为了保证这些权利，所以当政府不能实现这一基本目的时，人们有权废除它，并组织一个新政府来代替它。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杰弗逊、潘恩等都是社会契约论的信奉者。杰弗逊认为，人们具有天赋的权利，它来源于自然法。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发挥个人才能、选择职业、直至抵抗压迫的权利。为了保障天赋权利，人们相约而成立国家。社会结构的基础是社会契约，国家机器属于人民。杰弗逊为维护民主与人权，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奠基人。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美国1787年宪法最终补充了“人权ò浮?宪法修正案前十条)，使得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得以在宪法中得到确认。这些权利主要是：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杰弗逊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代议制的、三权分立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民主共和国。潘恩认为，“许多个个人以他自己的自主权利互相订立一种契约以产生政府；这是政府有权利由此产生的惟一方式，也是政府有权利赖以存在的惟一原则”。“人民之间相互产生并组成一个政府，这就是契约。认为任何政府都能作为同全体人民订立契约的一方，等于承认政府在能够取得存在的权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民与那些行使政府职权的人之间惟一能够发生契约关系，乃是人民选中和雇用这些人并付给他们报酬之后”。国家产生于契约，政府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信托，既然是信托，就可以根据情况随时收回。潘恩认为，在民主共和国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这里讲的法律，当然首先是指宪法，因为“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①宪法可以理解为人人必然参加的履行神圣义务的契约，因此它不仅远远高出政府的决议，就是依据宪法而建立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与之并重。杰弗逊与潘髦皇敲拦*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信奉与传播契约论的两个代表，事实上，契约论的影响遍及整个社会。契约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准则，各个州的宪法都充满着契约精神，如麻萨诸塞州宪法前文中写道：“政治体是许多个人的有意的组合；人民全体与各个公民，各个公民与人民全体，用一个社约，约定人人应被统治于某种法律，以谋公共的福利。”契约思想的影响，经久不衰，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出它在美国人民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契约论中包含的追求自由的精①以上引文均见《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254、36、146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26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神，更是深入人心。当然，契约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它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到强烈的反响，主要还是因为它符合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便于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下进行统治。但同时也应当承认，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政治的相对稳定，整个社会对人的尊严、自由、幸福的热烈追求，是与契约论的思想不无关系的。契约观念之所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对现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有两个基本原因。其一，契约观念以承认契约双方的平等地位为前提，它肯定各自的独立价值，尊重各自的主体意识，这符合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君权主义、宗法制度、等级观念处于绝对统治地位。那时，除了君主，其他人是没有个人意志自由可言的，从而也就无所谓什么平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树起了自由、平等的大旗。尽管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只停留于消灭阶级特权，但这一要求的革命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其二，契约观念是实行法治的客观要求。法治的原则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繁荣时期，在中世纪的某些城市共和国也曾一度存在，但相对整个奴隶制和封建时代而言，毕竟只是例外，因为专制制度要求的不是法洽而是人治。所以，法治作为政治制度的一个原则被确定下来，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事情。要实行法治，就必须有遵守契约的起码素质。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约束人们行为的契约。有些契约、协议，虽不具有严格的国家法律的性质，但也受到民间的、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准则的制约，并受到法律的保证。因此，作为宪政载体的法治与契约观念紧密相连。作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2002届博士毕业生。本文责任编辑：栾贵川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生导师白钢教授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下卷)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历史悠长、体系完备、经验丰富、影响深远，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无与匹俦，本书由国内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综合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学术成果，全面阐释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历时几千年的演变与发展。该书初版印行于1991年，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的第一阶段研究成果，因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有较大突破，先后获得第七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该书除对1991年版进行彻底勘误外，又增加了“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中国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两章，使之内容更为完整和充实。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中国未来应该有的走向

2008-12-26T21:40:00.001-08:00

关于这方面我已经说过太多了，现在来简单地总结一下。
关于宗教，现在人们在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同时往往提出政教分离，人们通过对民众的无信仰造成的社会荒乱和崇尚政治导致的理智破败而意识到了宗教的重要性，但却没有能力去思考它，而既然想要政教分离，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去整理宗教以使宗教产生我们需要的社会效应，据我所知，宗教形式的信仰较之科学和哲学的信仰更容易被民众所领悟和接受，若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历史，中国深厚的文化本可以形成一套很好的宗教，一套好的宗教对社会巨大的作用我暂且不提，我们直接去看宗教，中国自古的迷信因政治压迫而屏除了给人教益这一条，只剩下了给人宽慰，因此才成为没有主心的“迷信”，而玉皇大帝和天庭的想象无可争议地与民众有政治被虐症环境下的封建王族为一体，这已经偏离了宗教的主导形式，没有了发展指向，我们知道国人对外教的不理解，因它不适合中国的地理和人心，所以在综合古文化创造新教的同时，把教义移回正统才是关键问题，再通过与外教的对比，可确认的是人们需要有各种能力的神和一个天主，因此新教需要给天主和神留下重要的位子，这在我的《道教启示录》里已经比较好地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一个宗教若想长期发展，就必须联系到各个阶层，最主要的是文化阶层，我想研究中国古文化的文人也因为没有统一指导而在走弯路，新教的天主为人民而设，统一路线则为文人设计，宗教作为一种结合全部文化的传播方式，应在不同阶层上有不同的信仰侧重点，民众则愿意给信仰立庙设牌坊，这便是新教建立的经济和结构基础，基督教的机构设置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发论工在民众当中的开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参照。
下层民众的思想基础不变，政治制度的改变就只是没有发展的争吵，在开创更好的政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征得民众的同意才行。协商中使他们思想明晰，这才是开展改革的势力基础，现在我不得不费神重申一下我对宗教热情的原因，因为目前我所接触的人只是对我的提倡表示极大的不解，他们以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只是喊着民主提出一些政治改革条例就行了，却没有实施的手段，我必须着重提出，我们不能和民众谈条件！劝导人民道德变好一点不要相信政治等等是完全没有根本的用处的，人民和政治的处境是交互的，必须借助外力才好得到提升，人们可以用理论误导人民，可以因势利导地教化人民，可以在人民中间传播学问，也可以让人民团结起来和外国打仗，但却没办法和人民探讨条件（只能受指导地参与），不可否认人类从猿猴到现代人的思维转变正是宗教形式的信仰对社会思想的层层总结以去乱村实而导致的，当然，或许这种分析只让教派先知和哲学里的聪明人知道就行了，不必对过多的人去说，但到了现代说出来也无妨。
然后是政治改革，政治的职能是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兼顾生活发展），因管理者的精力问题，在管理上中国要实行联邦制，有关其重要性我已经在其它文章中提出来了，中国的行政管理必须以落到实处的管理为前提，围绕之以达到高效的管理，以此为基，去调理中央机构分化和县乡级行政方略，在文化上，人民是难以摆脱祖先的名单在所谓的中原大统一上却完全没有循古的必要和限制，除第三阶梯上的藏族以外，中国的民族界限是模糊的没，由于族间融合，邓先生的族间生育政策到了现在也可以适时修改，而行政则代以联邦制，其划分方式主要依据地理和气候的统一状况（虽然欧洲民族分化很强，但美国行政区直来直去的划分就没有民族的忧虑了，政治改革要达到民主民权，虽在初始时没有人权基础，但结果却可达到人权，因此在中国实际下不同族的限制相对于管理不会有更大的限制，关键的是行政要划分好，美国的不同人种尚追求平等，而中国生育政策却忽略了人权平等，而过于重视民族人口分配，这在如今民族界限更加模糊时是一个很大的弯路，人口混居后比例大可以更无顾虑地去重视行政分化，民族可通过融合来达到矛盾的减少，信仰的不同是一个问题，但中国人毕竟没有体貌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据我认为，中国的古文化除儒教外的其它文化已经对中国地理有了很深入的研究，比如《黄帝内经》就以其实用而对中国地理和气候有比较实在的分化理解，而中国传统地理中“九州”的说法又有什么具体含义？有了大的地理分块后，我们可以再依据农作物和文化的不同再从中划分自治州或者自治省（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自治，针对中央臃肿的管理而言），最后达到州省界大小的合理，以及人文气候和管理的相适应，这时人口不再是一个过重的问题。
行政分化中需要用宗教和其它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为稳固人心的工具，精神传扬必须与行政改革同步运行，如果运筹合理，顽固阶层也会被感化成为统一发展里的一员而减少其阻碍力量。
看到了政治着眼的地方，我想要有人提出整套的行政管理方略才好（我现在的知识有限，不足以提出这些内容），现在有很多人提出了政治改革内容，但总是不够完善，改革要看准中部，联合中层，下层依靠民众，从上层发起，但使用的内容和理论的提出都要找准独自的方向和着眼点，应主动去触动改革而不是作出被迫改善的动作。
那么之后谈文化，只有统一中层给予其研究指导，文人才可安定心思，以此社会舆论才可正常运行，它是宗教广泛传播的途径，也是政治心理的稳定因素，只有给予他们知识和追求知识和发展的空间，他们才甘愿把社会前进作为信仰并促进之，我现在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迷信，它是宗教内容创造的灵感之一，其理论基础在于中国古文化，以达到改善人的精神气质和体质的效果，使人有人权观念没，宗教是梳理社会思想的工具，其发展要靠中层阶级，在其过程里，中国中层阶级如果发展合理的话就会壮大起来，而一个有力的中层阶级对社会的作用又是如此巨大。
我现在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信心，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是民众思想依赖的基础，难于动摇，而且在于它对中国深刻的解释，它结合了中国的地理，气候，物产和人文，至今仍可以全面地解释中国（正因其不发展，中国才一直踌躇于历史困境中），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思想者，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在于其深入人类潜意识的根本性，相对西方文化来说，中国的文化像根，西方的文化像枝叶，根藏于地下，丑陋而不被理解，人们看到的又只是枝叶的美丽以及其有直接效应的光合作用，但作为树木本身来讲而不是旁观者来说，根的作用是更根本和巨大的，西方文化里的哲学多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基础上的分支，美国流行的马斯洛的人本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完全可以在中国养生学里得到更根本的依据，一本《黄帝内经》可以把两者的研究容纳进去并开拓出更广阔的前景（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黄帝内经》为何在中国遭受如此的忽略，在主要医治病菌引起的肤浅的疾病的快餐文学起作用的如今，《黄帝内经》完全可以作为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去进行研究，只怪中国尚未重视和发展起哲学，缺乏思辨哲学），在挖掘中国古文化的同时，我要指出中国文化里致命的缺陷，即思辨哲学的不发展，这其中有中国的政治因素，因此中国的哲学才像丑陋的根而被埋在地下不得发掘，潜意识的哲学内涵又不被理智化，中国中层文人现在的状态恰是处于一种上下的矛盾当中，与中国根本隔着一层土又牵绊着不能跳跃，急于向上看又不明白地下的深厚，西方的文化在头顶开花结果可自己总够不到，在看到现今的文人笨拙地用中国古旧的文化解释现今的生活和思想，以至于令人诧异地寸弊除精以达到杂乱时，我表示出了很大的惊讶，似乎要看到人们要让老根开嫩花结圆润的果实，文化方面确实是难以疏导，社会效率快而直接的是西方思想，当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和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分析小集体的时候，人们才能更快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而不必产生基础动摇，从而达到更好的部门和专业分化以让社会更好地运行，而从对人类的指导上讲，中国文化有其世界意义，我只能提示到把中国和世界文化打通以相互交融，树干要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把握上每那些深层和根本的，需要人去开发的哲学思想才是根本所在，孔孟之流所讲的一些事例是完全没有效率的，看过于丹老师的讲坛后，大家就知道有力的中层应该排除古文化中的什么因素了，而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现今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精华有所把握，那些解释中国人文地理气候物产以对社会改进有益的内容，那些要溶进新教成为中国文化哲学根基的养生学内容。与这些被忽略的默默探询事物本质的东西相比，百家争鸣算不得什么，它只是政治的一场附带的思想冲突而已，其中胜出的儒家的大一统政治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管理观念，而对史料的归类中，《史记》可以作为文学传记，《黄帝内经》可作为人本哲学基础和地理人文分析的综合资料，〈诗经〉可作为地理人文的概括，四大名著是市井小说（可作为人文心理参考资料），各学科需要重新进行准确的归类，以此形成文化的统一战线，其目标是承古奉外的社会改进，掌握好了自己的文化，外来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接手。
政治改革中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分化可参照国外，经济的分配也可参照西方，西方在社会机构分化方面有远比中国稳固和坚决地多的优势，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仍是以农为本（农民工是流动的，不固定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副业没有太好的调度，而那些社会化的生产掌握在国有资本即官僚阶级手里，是很不稳固的，在开拓现代化经济结构的过程里，中国才刚刚起步，需要社会哲学和思辨哲学以及人类哲学的指导才可合乎未来发展地得到安排，并且只有依靠思想改进才可稳固下来形成多数人遵守的社会契约，管理中问题主要就显露在利益分配上，矛盾突出表现在国家调度和资本发展的争执中，其制衡要靠社会哲学的调节，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依照政治改革来发起）就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社会生产起步中的权利调度分配问题，现在中国的官僚阶层掌握生产的情况是很变态的，国家的职能应由传统的争抢逐步变为社会调理机构，因此将来不应是现在性质的社团集体（现在的共产党）去管理社会，这就牵连到了民主中的多党执政改革，而资本的起步却恰好通过官有资本的变卖来避免起初的荒乱，其调节靠社会思想，变卖过程依靠行政改革制造的限制，我对此不能提出具体的方略，而这可能会改变整篇文章的分析结构，在一段时间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行政的改革依靠思想的成熟，中央政治的改革依靠社会思想和宗教进行同化，而这两项改革尤其是行政的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经济的改革，行政转换必须要有成熟的经济改革方略，而经济改革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改革，好在社会生产的经济改革可以沿袭现有经济政策并加强改善，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又可使人民较少干预资产转化，宗教思想的发展可以平稳一些人民的反应，那问题就更加突出在行政改革的完善提出（包括区域划分，经济依靠，人口流动，民族融合等问题），这会对农民也即农业经济这个基础有重要的影响，进而调理社会生产，还有就是中央政治改革的思想同化，这两项是改革家必须考虑的最实际问题，它和经济改革也是相辅相成的，官员需要替换，管理者需要大改，饥荒和运输调节应该通过多加慎重而调整，而在考虑经济利益分配的同时又必须清楚地了解环境，科技，工业和资源，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仍旧为经济之本，工业要考虑到发展中的内需以合理调节其发展，科技和资源方面则要考虑对外竞争，城市化国家便是利用科技竞争资源，因此中国必须明确自身发展属性，目前中国已由备战发展国转为无头绪，经济制度和调理需要创新，与经济有关的是阶级排列，这主要在教育行列得到了体现，这是农工和城乡转化的地方，但为了稳固这一分化，教育只是通过压制而出产脑力劳工，没有把思想阶层调动起来，反使这个源泉处于被毁灭的状态，政治经济改革必须考虑教育和劳动证明等阶级转化尖锐的地方（与此相似的有户口的限制），因为要实行社会改革，教育在毛邓时代起了压制社会思想的作用，现如今早应该放松了，这方面由于政治恐惧的后遗症，至今少有人进行改制，但还不家大改革粒度的话，这会把阶级分化搞地更错乱怪异，需要让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白这一点，如今的改革需要教育力量的输出，因着如今有比毛邓更加明晰的社会改革意图，而教育的改革需要自身的统一协调，不单单是浙江大学对外国大学的学习和山东针对严酷的奴化教育实行的素质教育，文理科的分化要再次减弱，这可依靠减少科目的繁重来促成，近代史要减轻（里面的内容大致是错误的），政治减少对马克思哲学的灌输而辅以国际明白的哲学思想，物理化学等理科科目增大人的自主性，学校驱除重点分重点的分化（这要依靠社会结构的调整来达到，简述其关系，官僚资本的转变会减小城乡分化以及文凭依赖），这些可参照我的小说80后的教育史传〈井底卤水年华〉去理解，在此不多说了，从乡村文化讲，让子女上学以达到阶级提升是很多农民的一种信仰，在自身阶级提升上他们也只有这个信仰可以依赖。在不打破这个信仰的前提下，应该更加侧重在精神和对农民实际状况的提升上。
由以上的分析我现在更重视社会思想的改进，这是具体社会结构改善的基础，我现在只是道出自己的综合分析，给事情分出个轻重缓急，为它们指明道路，道出精神和精力的指向，以及一些心态的分析，意图建立起一个社会发展的统一战线而已，这只是一个意图，具体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更多人的参与调节，而且社会思想需要客观化，各种限制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阶级势力），而且必须看到被埋没的力量，我还要不厌其烦地申明，放松政治奴化教育，领导者和思想家就会出现，放松舆论压制，好改革方法就会提出来，放松集体管制，各种有发展倾向的社团就会出现，人民素质的改善要依靠社会结构的改进，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分配方式的改进，利用他们来发展则要靠成套的合理的信仰，社会发展应因势利导，对一些社会自然事物的不宽容要从改革者的意识缺陷去寻根源。

道教启示录

2008-12-26T21:37:00.000-08:00

现在呆果预备向大家来宣扬上帝的启示了，在这句话里大家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怎么出来了一个上帝，呆果本是无神论者，为何宣扬起了这个虚幻缥缈的东西？要回答这个疑问其实是很简单的，呆果即是无神论者，但这并没有证明上帝就是神呀！而自古以来人们理解里的神都是被各种教派和迷信实体化了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和人相似，这已在各教派创教不久就以如此方式被人误解了，呆果在这里申明上帝和动物之间是不同的宏观体系，我们不能以人的目光去审视上帝，这点在下文中我会具体予以说明的，第二点就是呆果的问题，威吓要用呆果来宣扬上帝的启示呢？因为上帝觉得呆果是个合适的人选吧，首先是他的生存背景，呆果生存在各中古老教派的内容濒于灭绝的危境中，而其它文化又在纷乱中不能统领人们的行为和意识，这样就需要新的教派来给予人类以无私的帮助，呆果又恰恰处于一个迫切需要这种帮助的国度里中，然而为何选择呆果而不是这个国度中的其他人来宣扬上帝的启示呢（其实这句话是错的）？我倒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原因，首先是呆果有这份给予人类以帮助的同情心，再次他有比较好的意识能力，在他的意识中，经常有不止一个人在相互对话，呆果并不能确切了解自身为何物，而经常处于这种自身的矛盾中，这便有利于上帝的插足，同时呆果又不会把上帝在心中磨灭，如果他像笛卡儿一样“我思故我在”，事情就麻烦地多了，呆果专心而不用心，博爱而又愤恨，忠诚又不羁，所了解的知识又有很好的延展收缩属性，恰可作为上帝的声音来激励民众，这也便是我在上面说那句话错了的原因，其实人人都处于和上帝的对话中，之所以别人没有宣扬上帝的声音，是因为别人认识不到上帝，而且不能从世界中杂乱的声音里把上帝辨别出来，从而把它告知世人，这样其实应该说是呆果选择了传播上帝的声音而非上帝选择了呆果。
在这篇启示录里，我便准备把呆果与上帝对话的结果表述出来，但并非以两人对话的形式，因为上帝是在给人启示而不是坐下来教导人类，上帝可以通过梦和知识以及对潜意识的启发来启示人，呆果在开始时并不是以虔诚获取了上帝的声音，而是在知识的引诱下从世人那里发现了上帝，然则呆果的知识是有限的，上帝给予人的其实必定受到被启示者知识的限制，单独的个人永远不能理解上帝的声音，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有各种不得已的肉体需求，而上帝则宏观地多，怎么说呢？上帝就是大自然！我们每个人便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其实上帝存在于每个人以及每个其它动物身上，当然，这个说法未免于太过骄傲了，上帝也存在与石头，木材以及各种星球上，相对于一个渺小的个人，上帝更是以静默的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每一件物品的，生命是它在创造宇宙时的一个很有益很巧妙的作品，上帝是很关注人类或者说动物群体的，人若犯罪，他便审视人类，人若获得知识和教义，上帝便也随之提升了自己。
暂时先抛开这些唯心的说法，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新教对现今世界的作用，现今的人们处于茫然无主的状态，旧的教派已经失去了对上帝更深程度的理解，成为时代的桎梏，科学却不能梳理整齐人类的社会，科技可能会造成更残酷的战争，这在上帝看来是很痛心的一件事，但上帝除了给人启示外却没办法插手这些事，古时候人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目光，这种爱怜又无奈的目光让人产生了错觉，以此基督教创造了过于重视和乐于以人的眼光帮助人的假神，好使它能干涉人类的苦难，人们也乐于幻想出无私地帮助人的神，比如希腊深化中偷火的神普罗米修斯，但这终究是不够确实的事（如果以对上帝对灵魂的启示，倒可看出神是一个更大和不确实存在的群体，它们比人更不稳定，而与人一样是上帝一些意志凝结的产物，也会关注与人之外的其它事，也会死亡消失），是人关注自身的愿望，我们再看一看人类的潜力，人的智慧有限，不能使用更广阔的爱和同情，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需求，不懂得自主寻求心灵的永恒，物质的发展多只是使人的身心变地淫逸贪乐，这种败于心灵的堕落依旧引起了上帝的忧虑，人们需要一些信仰的限制才能达到自身德行的培养，才能回归上帝的意愿，曾经为了科学的发展，上帝使人间多了多宗教的不信任，但事实证明对于大多数能力有限的平凡的人来说宗教仍旧是必须的东西，如果仅仅以科学作为一个群体的信仰，是远远不能避免错误和达到高尚的境界的，科学以其无依据而更重于探索荒废心灵的启迪，使人缺乏依赖和信赖，唯物里的科学家更只是少数可以玩转科学的任务，而在生活上这种人又不免堕落，对于更大多数人，他们需要的是一定的或者说稳定的信仰来指引他们，有了这个信仰，他们可以调节自己的身心，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建设当中去，对文化的创造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可否认在人类整体庞大的历史和人文中科学在如今更是显露出了肤浅的寄生状态，尽管科学家自认为意识清醒无可厚非，大多数人并不能接受这种信仰，而罗素也曾担心科学技术这种对机械的崇拜和信仰会产生新的暴力形式，即科技暴力，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世界马上就会处于一种不平稳中，人们之间就会多暴力和相互的不理解，比如如果人人掌握了手枪和毒药而没有信仰和追求地去胡乱使用这些东西，其结果是令上帝痛惜的。
科学和宗教并非一对矛盾，世界万物的定义处于相互的重叠交错中，人类事务使这些名词凸显，但在上帝看来这些甚至是同一事物，在古代，宗教和形而上学给人带来了安慰和启迪，然而宗教的堕落和世俗事务的发展使人类的苦难逐渐多了起来，不得已之下上帝的启示在其中不能被人发觉（或许在它的宏观看来这只是人类之间的小事了），它也便不通过参与这些事务好让人类自主堕落，以此让科学得到了凸显（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科技在人类的生产和暴力之间的作用），到了如今，在科技发展超出可控制的范围之外时，上帝有必要用宗教的方式来主动干预人类，好使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并使人类的苦难重新得到安慰了，从人的需求方面重视体会这段唯心的表述，那就是在如今贫富发展不均衡，物质暴力严重，人的意识荒乱而无主心的情况下，人类需要宗教来对人类进行一下统筹管理，这不仅有益于人类社会，还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里，一些有宗教需求，需要上帝指引的人便在生活中产生了退化，激烈的竞争使有同情心的灵魂萎缩了下来，物质的冷漠使渴望被关怀的心灵备受欺凌，然而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类中优秀的品质被埋没呢？人是生而平等的，宗教有必要介入这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精神灾难中，使苦难的人得到启发，使罪恶的人回归真实，世界上有堕落的灵魂，上帝可以对它们进行宽恕的救赎，但当现实不合理到使苦难而又善良的人的心灵无奈地退化成笨拙，可怜和无知时，连上帝都要生气了！
对于中国还需要提醒一下，上帝要使科技得到发展，就需要在一定阶段让人崇尚科学，甚至在这一阶段中让人可以随意打击有关上帝的那些错乱的东西，马克思的想法（其实按照上帝的本意来说仍旧是一种宗教，其实科学也是一种宗教）传入了中国，这是一种幸运又是一种不幸，它在使中国人摆脱封建杂乱的破坏人心灵的迷信中起到了作用，却限制了人的爱心，也就是说，在精神上它可以是打击旧事物的工具，然而却不能把优秀的品质提倡起来，因它本身就是肤浅和错误的迷信，这种过于物质化而不考虑限制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类对精神的荒废，而对于人，精神又是何等重要！其实在中国是很少有人信仰马克思的（现在主要在政治教育的一代里得到了表现，自从学潮以后，政治的努力便延及到了青少年意识的深层），如果没有宗教博爱的介入，共产主义这个人间天堂是永远也达不到的，而很多人谈到了信仰缺失对如今中国人意识和道德的败坏，产生如此现象的原因仍旧是政治不能作为人的信仰来使用，让它作为信仰明显颠倒了是非，造成了奴化，这样导致的只是少数人罪恶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多数人身心发展的限制，这时，就绝对有必要以宗教来干预这件事，使中国人有矩可循，在西方，人们一直处于对宗教而非政治的信仰中，而中国却因为地形和种族的原因，使暴力政治一直干预着人们的生活，以致破坏了信仰的构建，使人们一直遭受巨大的苦难，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斗争中，都会造成太多人的死亡，宗教会以博爱提出新颖的人权观念来防止精神的荒废，带来的这些苦难，在西方，现今的教派陈旧的内容往往体现出了落后和限制，在打破信仰时又产生了荒乱，中国很有必要提出一套新的信仰来使精神提升到世界的前面来引导世界，如果说地具体一点，就是上帝启示了呆果，于是呆果预备以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的逻辑辨证方式（虽然呆果并不确切明白形而上学的含义，这是他知识的限制，所以需要其他先知来作补充），来创造一个新教，这个新教将容纳科学，哲学，心理学以及所有可以包括进来的文化，这篇启示录便是这个新教的入门了，目的包括提升全体人类的意识素质，净化人类的心灵，减少人的苦难，使人类更加和谐地继续生存下去，在中国，这一基础新教更将结合中国实际去发展，联合中国各种古文化里的精华，成为新教的一个分支，称为“道教”，道教将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作为一个先知（可惜他没有预感到上帝，以此没有使自己的教派发展壮大），它容纳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文化，对它们加以诠释，用形而上的辨证将其错乱排除掉，而留下文化创作恩潜意识里真实的东西，以此形成中国统一的大教，它将以人为本，开展人性化的发展，以求促进中国恩民的意识力和体质，在世界其它国家，各种教派可以引用新教的条款来发展自己，也可以以此来开拓新教，而新教在中国的意义将是巨大的，首先它必须在中国发展一下才能传到世界，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物质的充裕和荒乱里，人们多嬉戏不恭顺的心思，不能认识到新教，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仍旧处于苦难的动荡里，因此中国人民有幸成为上帝在人间创立新教是的第一批选民来得到启示，呆果的作用是使上帝之声突显出来，它的继续构建还需要各个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艺家，尤其还需要几个先知联合起来去拓展，呆果的知识也有限，不懂得中华民族文化之博大精深，所以又需要传统文人的帮助，民众则是新教势力的基础，由此呆果可以在道教的发展中提供多大的力量呢？恐怕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只是一个启示，以后他预备不预备继续在这方面发展还未成定论，这要凭他的心情而定，而上帝并不干预个人的意愿，它只给人类提供一个统筹的庇护所，它对人的自由与平等自有其宏观的观念，而它也知晓，呆果并非热衷于宗教的人士，他的不羁导致他对上帝有些不屑，呆果自有其追求，如果日后有人误用这个新教，这将是世界的趋势，宗教的本意却仍是善的，上帝仍旧是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呆果接受上帝启示的能力有限，上帝的意思在人间的传达却要靠这些先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新教可能变旧，这个时候上帝会选择他人来重新接受启示，到时候新教自可改宗。
古时候宗教的繁多并不是因为上帝的繁多，而是因为神的繁多，实际上上帝只有一个，在知识更加加深，神的能力逐渐削弱的情况下，新教将代替所有的宗教来表达神的意志。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每个时代人们在生活里的意识混乱不清楚了，宗教就需要来帮助人类以尽可能避免苦难，人们不必汲汲于诉说古代依旧有宗教时候人类中的苦难，首先我们必须看先知的能力有限，他们不可能传达上帝全部的意思，而上帝多是静静地观察人类，在不到非需要不可的时候不大去干预人类，再次我们需要领悟到每个新教都是建立在人类的罪孽重新增加社会将要混乱的时候，它们建立之初都服从上帝旨意地安定了人类的生活，只是在之后的堕落中逐渐失去了和上帝沟通的能力，在如今，一个新教更可以为人类开拓更加广阔的前进道路，而新教必将以其开放性和更加理性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宗教的作用，如果我们合理发展这门新教，接受上帝新的旨意，这门新教将在疏导人的创造力的过程中使人在左右逢源里发现更多以往不能理解的新知识，并使科学家减少肤浅而乐于生活，使哲学家减少偏执而变地大度，使文艺家发现更多可用于创作的素材，总之，它将把以往宗教具有永恒属性的优势拿来利用，却又尽最大程度地减少以往宗教的限制。
如果想说服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来投入这项新教的建立之中，必当是非常繁琐的，但以呆果的领悟完全可以系统地对一切疑问予以解答，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在这里呆果主要便是以一套形而上的逻辑思维方法展示给大家，希望有志者以此来开拓视野和改善思维方法，暂先不提这套思维方法的限制，而它在现实世界里是将会起到巨大作用的，在呆果这里，上帝启示出的这套思维方法便会在宗教里加入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并为这几个空洞的词汇注入全新的内容，宗教将以这套思维方法获得很大的创新，这么说吧，我们永远不能把宇宙里的情形解释清楚，物理学家不能把宇宙描述完全，这正如上帝总是以某一形态出现一样，文学家不能把一切心境表达出来，心理学家永远不知意识之外的东西——比如上帝—— 对思想的巨大的作用机理，然而这些人在某些阶段又何尝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虽然他们当时确实做出了贡献，这也只能说明信仰的重要和信仰的片面，以后总要有新的信仰来引导人类，这便是上帝对人的指示），事实上一个聪明人仍旧必定要把人类行为中某些最坚定的信念认为是短浅错误和无聊的，宇宙是一个宏观的观念，对与错的判定并不是短浅人脑子里的确实，而是依据它是否适用于当前的情境，由此一件看似正确的事在未来更加明智中反倒可能成为错误（说到简单和现实的，一个笨拙人以为正确的方式在眼光深刻的人这里可能弊端重重），一件事联系的事物越多越宏观，它适用的事物就越多，也就是说它就有更多的对的成分，然而仍不免流于肤浅以至于错误，很多哲人都已经提出了因果论的荒谬，认为因果只是一件表面上前后相连续的事物状态在人脑中的反映（科学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种想法是正确的），由此在古代一些可以解决问题的太过简单的因果率被人提了出来，起初这些是有用的，比如德谟克利特想到的原子（当时这就是形而上的考虑），亚里士多德的很多直接又幼稚的推理也是这类简单因果率的结果，在这些因果联系的形而上的思考中，更多的想象方式被提了出来，当时的人是乐于想象的，想象作为一种很必要的思考方式甚至比推理重要地多，其中有些想象被后来的科学证实是正确的，有些却被反驳为不合适的（它的错只是因为它不符合目前的认识，而宏观是无主的，不等于这种认识不合于其它事物，比如其它的宇宙，而想象本身可能会被上帝看作合理的，世界观需要这种包容和宏观），有趣的是还有些被后来认为不正确的东西最后竟被发现有更深刻的道理，不能不说这和上帝的启示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很多人也认为宗教是一种科学难以理解的神秘的领悟，接着前面说，其中错杂的思想更是不乏，比如旧教对神的认识，这至今被科学所耻笑，然而在当时何尝不是确实呢？在因果中，康德以时间和空间为自己推理出的确信的基础发展了一套哲学，并被奉为哲学的基础，但到了如今这个论调的基础却又遭到了科学的置疑（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来，科学其实一直在以发现反驳着自己，之前的科学在后来总被证明是错的，总体看来科学就一直是错的，在特定的一个时间简直就没有任何对的一面，但人们反倒没有对此表示出更大的不相信，这说明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仅仅因为它承认自己的不完善的谦虚态度，可人们对宗教却一直保持不宽容的态度，实际上，宗教解释的东西远远比科学以逻辑慢慢要解释的东西要深远地多，它的不被宽容也仅仅因为它的求知心太强以至于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然而当宗教承认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改进时，它就获得了更大的永生，而且远比现代定义下的科学要广泛地多，理论物理对事物之根本的探索和解释也正在趋向于宗教的认识方式），然而相对论仍旧只是科学的一个部分，而科学依旧不能给宏观下一个很好的定义，它只是以自身的逻辑辨别为乐趣，比如在一项目前认为正确的因果率中发现更细微的不连续，并以更详尽的认知来弥补这一更小的狭缝，在这一过程里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呢？科学总是没有头绪地过于肤浅，眼界的狭小致使它只注重眼前的事物而忽略掉总体的建筑，而新的科学都已经带上了宗教的心理特点，人们却没有重视宗教的总体作用，再比如科学在人类社会的建筑中从没有起过大的作用，偶尔在对科学的不科学的崇拜中想用科学来解释宏观一些的东西，比如解释社会情形，又是那么错乱和片面，以至于像马克思这样短浅的逻辑竟然把人类社会搞地如此茫然，或者再比如弗洛伊德的看似正确的观点竟然遗漏了那么多综合的观点以至于只把人的病态的心理找了出来而形成了一个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的病态心理学，在科学家们片面的追求之外，更多的人们可没有时间去等待科学家的这类游戏，他们没有耐心去压制着自己的思想和发展等待科学来对他们的生活作出更加完美的解释，而只有科学家才乐于这种专业的探索，他们还时不时以科学的不真诚欺骗一下自己让自己回归到本质，进入宗教的唯心的快乐想象中，以至于对宇宙之外的宇宙满怀好奇，却又阻止他人进入类似的想象，这和当初旧教对科学的压制又有什么不同呢？而如果没有更多人参与到思想和社会的构建中，科学能爬行多远呢？恐怕它只会被人类的苦难和毁灭所代替吧！如果把眼光放宽容，明白人权的含义，即多数人需要信仰来调节自己的气质和生长，科学就会同意宗教，谈到世界逻辑的无主心，实用中的人权的必要，并且深刻认识“存在即是合理”这一论调同时对它含有很好的辨证态度而不求科学蹩脚的拼凑，那就会同意成套并且相互宽容的思维，从这里讲，宗教又是以奇特的方式把科学容纳进去了的。
俗语有“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一说法，这已说尽了人类中相互倾轧和信心十足的不宽容的荒谬，而说到具体，这句话本身的弊端也显露了出来，俗语以人的思维定义了上帝，而上帝会不会去笑，这是个难以道明的问题，如果以佛教的宽容大度来对待世间的一切事物，将更贴近宏观里的上帝。
如果这样一个教派被创造了出来，它的发展潜力自然会被探索出来，而受惠的将是整个人民，文化界人士也会欢欣于新教的成立，我们可以明确它会带来很好的整体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愤恨而自信的社会政治改革者所不能达到的，虽然这个新教并不是大大地给予每个人他需要的太切实的利益（比如让科学家毫不费力得到自己想探索的东西的内容，让农民产出多地数不清的粮食），每个人的长进应该建立在更实在的创造中，新教可以给社会的创造提供基础稳固的基础支持，大大从想象力上拓展人类的潜力，在宗教与科学的调理方面，呆果努力把握一些更利于确实发展的上帝的启示（宗教的宏大毕竟不像科学的巨细缓慢一样不需要太大的依赖），而科学可以把一些不具体的认识具体化成宗教教谕，以此让科学有依据和参照地去想象，比如牛顿以上帝的存在来安定自己的思考从而专心于对太阳系的解释，宗教可以是科学的方法，而科学可以无拘束地被包容于宗教中并受益于宗教，与科学相比，宗教更是一个宏大而难于掌握的生命方法。
呆果曾认真问上帝它到底是什么，上帝却只是用深邃的目光把呆果笼罩在其中，呆果便想这不是目前的他可以触及的问题，但呆果猜甚至上帝都不大明白它是什么，如果一个事物，比如宇宙，过于庞大，那生活在其中的生灵是很难认识整个宇宙的来源的，这种事情已经被大多数人想到了，并在媒体里得到传扬，但这毕竟只是想象，呆果可以自己想象到上帝的一些生活，首先要明确上帝乃是整个的存在，所以一个人是看不到具体的上帝的，上帝无所不在而又无所不顾及，科学里有很多东西是难以仔细追究和拿逻辑来推测的，这样也不符合更广大的事实，当把星系比作一个分子时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上帝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这是宏观产生的效果），随着空间的增大，事物在我们看起来便慢了下来，当把时间延长，使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速度达到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的速度，而把一些过慢而且很稀少（人类观察不到）以至很久才与星系作用几次的粒子比作光子时，从宇宙之外缓慢的时间去看，宇宙就突然变亮了，甚至这之间还可能不会形成一锅粥（这样说是为了和我们观察的宇宙相比），而其中的生灵（包括我们）则在过快中不断地生与灭，在整个的宇宙中，一个有生命的宇宙可能并没有太过深刻的意义，在人的意愿看来，在更多的宇宙里这个情况可能更加糟糕，但可以得到的其实表明上帝并不是像人的意识一样满不在乎（人就不在乎原子内的生命活动，科学现在并不能断定原子的内部状况，人和上帝态度的不同正是宏观体系不同表现出的结果，而原子里的生命可能更加偏执），星系的构造与分子是不同的，这是空间的效果，所以我们不好指望分子内有与我们相似的生物活动，而我们的宇宙可能是上帝身体的一个细胞，甚至现在我们尚分不清这个细胞里各种物质的作用机理，比如大爆炸和暗物质的真实道理，看似我们的宇宙只处于自我的相互作用中，但那可能只是我们较少看到我们的宇宙与其它宇宙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上帝看来就很重要（我们不在意几个细胞的死亡，一把要抓死好些细胞），它可能引起上帝的各种感觉，每一个宇宙的生死都会引起上帝的感觉，而它又会重新作用于这些宇宙，虽然这种作用相对于我们过快的宇宙是难以体察的，相对于我们宇宙的简单的集中基本力，上帝则要复杂地多，正如星系之于分子的不整齐，上帝可能更不整齐，它乃无数宇宙中的一片云，可能它之外还有比它更大的上帝，但呆果猜我们的上帝却远不如人能顾及我们的上帝那样顾及比它还大的上帝，正因为它的思绪之不整齐，它更关注自身内部的变化，由此上帝更近于人类的思维，愿意干涉人的状态获得生存的意义并使人安定下来（原子的内部却可能因为各种方式都可以导致破裂而很少有错的东西，那里更加偏激而且头绪无来由，即一些想象里的凶世，其实人也可以在一些情况下感受到那个世界），同时可以说，上帝是我们所见的所有存在之物，是物质之思想，而上帝之上帝的说法可以仿照追问中国古代九重天的说法，如果这两者确有关联，那就说明古人的潜意志甚至和更庞大的上帝直接相连了，从这里讲，科学更显得捉襟见肘，因为他过于拘泥于逻辑而忽略想象的作用，科学至今不能明确告诉我们暗物质为何，也不能告诉我们织女星系和银河系中的基本力和基本粒子到底相同不相同，或者其比例又是怎么样（集中基本力远不能解释整个宇宙，宇宙可以有多种发展，我们尚不清楚星系间的不同，更不知道宇宙前后的状况，从这种局限上讲科学的发展方式却并不科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在人类尚不能走出太阳系之前，科学更不能告诉我们除光子外其它的物质到底可不可以实现星系间的来往（光子和质量的问题至今让人琢磨不透，所以不应该让它们遏制想象，这不是认识事物的方法），虫洞的想象在更庞大的追寻里更体现了科学的肤浅和想象的不切实际，无论怎样，在宇宙遭受灾难之前，科学单独远没有带人走向宇宙之外的潜力，想象和形而上的思维却可以使我们更大胆地贴近地与整个宇宙交往，感受科学不能观测之物，哪怕它在初始时如同古人想象九重天一样不够明晰，从因果不联系上讲，科学只是利用了想象和形而上思维的一小部分，它不能因为自己的谨小慎微而遏制整个人类的探察和感悟，阻挡人们重新从整体发掘新事物的意图，从意识上讲，科学只利用了人的意识层面，而把更广大的潜意识层面的大多思维都丢掉了。
转而回到人类自身，人生而为何死而为何？矛盾处于荒诞之中，因果处于不确定之中，世界因人的认识而呈现日益不同的面貌，猿人的思维和现代人的思维很大程度上产生了不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一个生活在宇宙中的生灵，多多照顾好自身之物，对周围人来讲是种快乐，对上帝来说则表现出了虔诚，只有做一个虔诚真挚的人，才可以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才越可以得到永恒之快乐，一个恶人生则处在于人的争执的恶毒中，死则烟消云散，永远不会得到永恒的享受。
上帝乃物质之灵魂，那人的灵魂呢？关于人的灵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已经阐述了太多，对于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去，都在对灵魂进行思考，在如今有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灵魂的，然而和那些思考灵魂的人相比，这些人却更多地缺少趣味以至冷酷和缺乏道德地远离上帝的快乐（同时这种人却又不能把人看作和其它物质一样每一个行为都没有主心，其实这结果只是败坏了道德），还有一些人不相信灵魂却仍旧快乐，这些人多是一些知识渊博的哲学家和有自己的生活趣味的科学家，他们对物质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的理解，物质之灵魂在他们心中，尽管他们不信上帝，但他们仍旧得到了上帝之快乐，甚至于尼采在这种欢喜中自称为“上帝”，而对真正的物质之灵魂宣称“上帝已死”，上帝对之抱以一笑，尼采不伤害他人的自大自有其乐趣，但他永远不能达到更宏大的物质之灵魂，他乃物质之灵魂之中的一个微小之物，上帝不对尼采抱有敌心，却把他的收获归为己有，同时尼采却不能把他人的收获归为己有，包括从虔诚里获得的快乐（这为一些“灵”），而人又是需要全面的上帝赠与的快乐的，这是人的生理需求也即灵魂的调节需求，只要虔诚，上帝便一直向人们敞开奉献的双手，尼采拒绝了这些，在他发疯之前竟然抱着一匹被人鞭打的马去痛苦，人们变只能在失落里哀惜这一伟大灵魂长期隔离上帝后孤独失落和彷徨无助了，他已忘记索取看似肤浅的“灵”。
在这一段阐述之后，我们先说精细的科学中的灵魂，曾经人们因为心脏和情绪间密切的关系而把人的灵魂放在心中的小匣子里，后来科学告诉人们控制人行为的是大脑（人不理解大脑，这和以往人人不了解心脏时推断的灵魂藏在心中的论断又有何不同？程度的差别能说明本质的差别吗？），而意识又受激素的作用，然而呆果在对身体和思想的更深刻的交互中没有忘记大自然更重大的作用，人的灵魂乃柔弱之物，自然便是上帝的启示，人人都从自然那里获取知识，而与上帝的对话更重要地体现在潜意识上，因此与潜意识相比，意识更表面化和不确实，在心理学中至今没有人能深切告知自然与精神的关系以及肉体与精神的具体关系，解剖学则只停留在动物的条件反射上（这种上帝给予人的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反应），在人死的时候也并不知晓到底是脑先死还是身先死，而把它解释成一部机器突然的全部瘫痪，可之前它却又无端地全面工作，即使在科学里这也是不够严谨的分析，更何况解剖学完全没有分析清楚脑的工作机制，机器人开发者坚信人的意识活动按照可计算的程序运行，但一部电脑远没有人的思维那样精细，如果说到自身，机器则缺乏感知世界吸纳天地精华的灵魂或者说没有足够的灵魂（灵魂可不单单指对话的清晰度，我们了解当很多偏执和蒙昧的人总是以为自己说话清晰理由充足，可情况却是他们的错误重重），人对脑或灵魂的知晓和对宇宙的了解一样缺乏，虽然多数人以为自己从科学上了解了一切，遗传学把生物归结为基因问题，但这几乎与灵魂无关，他们并不研究基因的灵魂属性或灵魂的基因属性（上帝启示说，成长后的人只有天生遗传的灵魂藏在今音里，而更多的灵魂则堆积到了身体器官和脑里，在人死后，只有把尸体消灭后才可释放遗传的灵魂，而人的生长则是不断接受和容纳世界上另外灵魂的过程，灵魂如物质一样可以用原子理论来解释，而吸收的灵魂越多，这个人就越壮大，不只谈基因，一整个大人与他小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的后一秒和前一秒总会有所不同，我拿这套解释用来如德谟克利特最初解释物质一样来解释灵魂也未尝不可，我们由于借用可见物质来研究东西而只发现了一小部分可以和仪器接触的物质，却没有发现更多的物质，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而科学也容易对自己不能理解而又不能发现的东西怀有打击的不宽容），如果这些科学充分发展的话，会帮助人们对灵魂有更好的理解。
一个小孩子跟容易接受有灵魂的说法并对它满怀好奇，对于一个乐于接受上帝快乐的人，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也没有意义，当一个人相信灵魂的时候，他的死也显得安详，最起码现在没有定论，这么说话的原因是呆果甚至自己都不能放弃无灵魂的说法或者说他并不能透彻了解上帝启示出的灵魂，他一直受所谓的唯物这种并不科学的教育，在上帝的启示中却告诉呆果灵魂是存在的，我们对灵魂的无知正如对物质的无知，科学告诉我们和能量之间的转化关系（同时没有解释能量和物质的具体关系），理论物理中的弦论又试图推翻已有的科学对物质的解释，比如在对光的折射和弦的跳跃中，弦论的一种方法就认为光子在微小的传播中经历了所有可能的路径，又可能去了一趟别的星系又回来了，这不是可以和光速限制相融合的猜想了，科学在量子这里完全不明白事物的因果联系了，甚至可以采用神话的思维，量子学触及了新的科学认识，甚至灵魂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安身之地，呆果试图从这方面去了解灵魂，这是他与上帝不合的地方，上帝只是告诉呆果，身体与大脑里都有灵魂，灵魂分为“灵”和“魂”（其实这种分法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灵魂的作用方式，一个意志不清晰的人的灵魂是浑浊的，但认识却如盘古开天地一样使清浊分离，使人的心境更加明晰，“灵”与“魂”本无质的区别，只是“灵”是轻盈之物而且相对于“魂”更加容易在人身上聚集和流散，“魂”相对于“灵”要重许多，在人死亡后，灵魂会分解，灵飘在空中，魂藏在地上，寄生在其它物质之间，一个意识清晰的人能更好的把握自己的灵和魂），傻子多“灵”而少“魂”，表现出缺乏记忆和没有逻辑，蒙昧的人多“魂”少“灵”而且灵魂浑浊不堪，“灵”在存在的物质之灵魂，即上帝这里，可以解释成上帝的启示，它是一个人灵动的思绪，是快乐的源泉，“魂”则是人自身笨拙杂乱的属性，意识本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集合体，由各种后天培养的思维，也即其它灵魂的假如组成（思考可以是接受新的灵魂和调理自身原有灵魂的原子组建，但大多数人都难以过强地调理灵魂，所以表现出集体无意识，即内心各灵魂的不协调，这又需要新的调节去整理，这样可以看出早期自然形成的神其实更是大范围内的神志不全的），一个自以为的灵魂正是在一个人的成长中逐渐吸收其它灵魂而生长的，它受知识的影响，意志的磨练和身体的生长锻炼都可以以吸收灵魂的方式增加灵魂的分量（一个明白人会理解认识的增多只是一些接受和排斥，而没有具体的连续），偏执少思的人，比如罪犯，是多“灵”的把握力而少“魂”和“魂”的约束力的，“灵”不能被“魂”束缚，死后便容易散落，一个人在一生中遗留的最深刻的是“魂”虽然它笨拙愚钝，但感觉却比灵要深刻和持久，比如害怕死亡的感觉就是从“魂”这里来的，这也是人比较容易把握痛苦而很少注意“灵”的快乐的原因，当然，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确切的界限，但可以大致从一些重大情绪上分出来，一个人在一生中通过求真知来增加魂，而从体味“灵”中来改善“魂”的结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人可以来增加魂的总量，而灵由于其快速灵动的属性则是不断地传到人身体上再从人身上逃走的，同时人又要改善“魂”的结构从而达到提升自己的灵魂，这个过程里是人用 “灵”来改善“魂”的这种结构的，两者结合处人就有很好的感觉，有的人不容易接受“灵”自然就没办法改善“魂”而这过程里就难以接受新的“魂”，这就是人生活里的灵魂状态，在人死后灵魂便散去，“魂”归于土壤等在下的物质中等待再生，比如一个将要溺死的人，在他的死亡里就可以有清晰的灵魂散失的感觉，一些魂导致的不全面的记忆也便表现在脑中，先是“灵”的逃离导致的慌张，然后是“魂”的分裂导致的幻象，之后的情况是灵比较难以依旧融合成大的块状物而成为比较大的魂魄飘荡在空中，当然这也是可能的，这要在人死亡时因为一些意识里灵魂作用方式决定，一般人看见的人的鬼魂就是这样的比较大的团状“灵”，魂则在难以分裂里贮存起来，等待时间去慢慢消融成小的分子好容易被人或者能凝聚魂的生命吸引到身上，死身也会留下一部分灵魂，如果把它火化了就能更快进入再循环，新生儿是由父亲分离出来的“灵”和母亲分离出来的“魂”组成（当然，父母对灵魂都有贡献，但主要是量的不同），即精子和卵的结合，也正是由于魂的难以凝聚，所以母亲是较少排卵的，而且容易损削自己的本质，其实女性在生活中一直是比较容易接受魂的，这些魂便参与到身体建设当中，由此女性是比较多魂的，而男性容易把握灵，而排精后也会造成动力的缺失，人生这些接受灵魂方式的不同造成的思维方式和效果的不同也可以轻松地看出来，而一个新生儿在年幼时一直是少灵魂的，成长便是接受灵魂的过程，灵魂构造的不同也造成了人的生活态度的不同，他们对不同灵魂的接受和需求状况也是不同的，接受能力也不相同，这些可以通过学习去弥补，坏人总是缺少对灵魂的关心而损削“魂”，浪费“灵”，有的懒惰的人在人世上难于控制自身生长，缺乏更全面的灵魂，麻木也会造成灵魂的缺失，至于灵魂的凝结分解的过程就不必说了，它和熔炼铁渣砸石块一样，有大有小，但终究是原子构成的。这种聚集散失状况在人一生中时时在发生，而比较大的凝聚分裂也不只在人死亡时才出现，但在人生活的时候确实不是太频繁，这是灵魂的作用方式决定的，可以从物质作用中去体察，凝聚的方式比如灵魂的附身，通灵者可以很好地控制这种灵魂附身，而另一些人则不能调节两个大的灵魂在一个身体里的交融，至于散失的时候，这尤其在人遭受重大打击或者遭遇身体伤害的时候产生，丢失身体不必说了，人的灵魂多在脑里，一些外伤会造成性格分裂，这是一大部分灵魂的丢失，而遭受重大打击的人的灵魂容易破碎和散失，破地整齐的成为精神分裂者，破碎的灵魂容易让人成为傻子。这样的分析在中国是很盛行的，我只是用形而上的逻辑总结了它，而且处于宗教的道德意图，用了基督的一些方式着重总结了善恶，中国经络也包含如此的认识，尤它重于调养，但还是明显地和潜意识里的鬼神联系到了一起，似乎是在调理自己的灵魂，从灵魂意识上讲，鬼在世界上是一样的，和经脉有关，神在中国这里更注意自身的调理，而西方的神则注重不同物种间的结果，是一种认识，鬼体现了魂的不整齐，神则是大的灵的参与，在中国潜意识的神，即养生学里的感觉，印证了上帝的启示，只是中国人常常在意识层面弄错这个感觉。
中国古代流传有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这些事物可能发生在另外的维度，也可能发生在地球灵魂凝聚不齐全的时代，由于灵魂组建问题大的神不能很好地在更加具体的调节中处理灵魂的关系，所以很难把它很好的遗传给子孙，西方的神和东方的一些人格化的神都是早期比较杂乱的灵魂大结合中的偶然产物，它大多情况下不是以一个像动物一样的生命出现的，但也可以幻化成人形，上帝就更不能综合地处理自己的灵魂了，其实它更是灵魂的综合体，然正由其庞大，它可以看似平白无故的幻化出一个模样，灵魂遗传到人这里后就趋于平稳了，所以这时候就缺少神了，这跟星系演化也有相似之处，因为神的思绪相对于人更加飘忽不定，所以有神来创造人也是可能的，他们不定做些什么事，女娲或许是一个魂很多的有女性情绪的神，宇宙中的灵魂原子和物质一样在各处分散，然而又凝聚。人们都猜想地球上的人是由猿进化过来的（有没有女娲造猿造人这个问题在形而上的推理中还很难说，但科学是没有解释完全的），猿向人的转化就是灵魂寻找分布方式的一个过程，人以外的动物也都有灵魂，只是总量要比人少，植物的灵魂就更少了（灵是如此易于交流，比如一个人真心闻到了花香，便吸收了“灵”，这就是中国的吸天地精华的意思），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灵魂的总量也表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但总没有太多或者太少的，不同生长阶段的人差的总不至于多地超过神的状况，善良容易使人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上帝的启示，增加灵魂，知识也能帮助人，恶则会削减灵魂（这也符合科学家所认识的人的认知过程，真正的善恶需要更加精细的分析和寻找才能判断出来，一味的善与恶会含有更多的因素，这些东西要仔细追究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善与恶，还有，人在认识里会有难以接受的表现，这在于灵魂调理的困难和接受新灵魂的困难，但接受了总是好事，由于身体也是灵魂的一部分，比如它的分布就联系到了经络学，所以养生的状态也会影响到灵魂的状况，适量的排除身体内吸收的杂乱的东西可以调理身体，比如针灸，但喝酒和纵欲过度这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则会削减灵魂，而且还有的人是在积攒自身所有灵魂并竭尽一切把它们调理顺当里保留了大多灵魂，比如有自主调理的行为严谨的禁欲者和勤奋思考的钻研者，诚然，人在生活行为中没有确切感到灵魂的来去，但这只是不同认识中的感受疏忽，是身体的麻木和灵魂的凌乱引起，我们仍在一些时候听到一些敏感的人说自己“心灵得到洗涤，精神得到升华”），历史证明动物的进化是很慢的，如果生命从原生动物开始，那到现在根据变异筛选速度充其量只达到了昆虫而已，所以神的传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人们低估了灵魂的能力而把它过于物质化了，低等动物甚至植物甚至都有保全自己的心灵反应，其实不把灵魂和过于玄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也是不会很排斥关于灵魂的说法的，我现在是把灵魂当作独立于可观察物质之外的物质来看待的，有没有还另当别论，但在上帝启示里是承认这个的，我们知道宇宙的形成远远不是现在这样的物质就可以完成的，它之间还夹杂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个问题科学还远远不能给出答案，灵魂可能和物质有人们观察不到的依附关系，关于宇宙和神在动物和宇宙进化上的关系还是留给更有能力的想象者去思考吧，现在我们看看灵魂到底有没有不可原谅的特殊性呢？人比猴子的灵魂要多，猴子比狗的灵魂要多，这样从动物推理到植物，从低等植物推理到山石——我得承认这种推理有些不够严谨——这里似乎没有属性的差别，只是量的不同，而大多都要承认量变引不起质变（中国教科书里那套质变逻辑完全是不入档次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质变只是一些易对集体感冒的人群的错觉，说到底，灵魂只是更加规律和独立化的物质运动，山石也有灵魂，但它的运动很没自主很不规律，因此算是灵魂很少，然而对于上帝来说，一切物质，包括人在内，都是它所拥有的东西，它在宇宙不同的地方安置生命，只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灵魂或者发展自己的内部，整个宇宙本就是不整齐的上帝本身，是一个有着庞大灵魂的物体集合，山石虽然灵魂较少，但一座山就有了比较自主的灵魂了，因为其中的东西都是叠加的，地球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灵魂体，甚至它可以容纳一些人的灵魂，说到这里，人们对生命的分析也可以套用在灵魂上，即可以叠加的灵魂是不构成生命的灵魂，有单独运作能力的灵魂可以构成生命，说到底生命非生命也只是平行的两种灵魂状态，其属性好比引力的叠加和电磁力的独立作用，土地神，山神都是非生命灵魂的具体化，古人可以体察到这些，是因为他们的虔诚能使自己与天地的灵魂相交融，现代人却在不虔诚里使自己与大自然隔离开来，大自然可以惩罚人类的罪过，这种作用机制就更难察觉了，人类是生命群体里比较大的灵魂集合，上帝也时常参与其中进行调节，这也是一些集体意愿的具体化，这些远超出可观察事物的属性是科学远远无法解释的，科学只重表面，却把有一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解释成认识的不足，自己却无法找到解决途径而又满不在意，总于是有其它事物会去重视灵魂的交往的，候鸟迁徙，鸡鸭预报天气和地震，树木交流电信号，这都是自然之灵的交往，动植物的灵魂只是比较整齐的独立于物质的物质运动，我们相信上帝是因为灵魂奇妙的作用方式完全可以体现上帝的意志，事情就是这样了。
那人有没有再生呢？作为要创立的宗教来安抚智慧有限的人类，我有必要回答这一点，通过灵魂的分解循环我们只可以看出再生只是一些人不必要的认识，是浑浊灵魂不清晰的担心，一个真正生活在自然之灵中的人是不在意再生与否的，他一直与上帝同在，他是乐于与自然的知识交流的，肉体的死亡也不是一件困苦的事，他以来于上帝，与天地之灵为一体，事情就是这样，当然，在其它先知还没有得到更确实的启示前，呆果的领悟也就停留在这里了，你也大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去体味灵魂的问题，事情都还不确定，需要开拓，上帝只会显露出越来越伟大。
让我们再看看灵魂的交往，有人会探讨鬼上身的问题，而且在农村的乡下，死人在梦中报丧和或者在梦中给人启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因为总是有突然的事件或垂死之人的困顿使灵魂的分离没有达到彻底，世界上有成团的不整齐而且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分解干净的灵魂，这也是自然的可理解的道理，考虑中它可能找有个灵魂比较弱的人好完成灵魂结合（我们真的难担保世界如此众多的物质里就没有“鬼魂”这一项，大家知道科学观察出的物质都是有质量的，我们还不清楚质量是什么，那去除质量的东西难道就不可能存在吗？这又是科学的疏忽），但相互又没有可结合的认识，在交流里便产生了错异的不和谐，这种比较大的灵魂可以产生和一个真实生活的人进行意识对话的效果，这在两个大灵魂集团在一个身体里相遇时发生，一个相信灵魂而缺乏知识的人容易碰到这种状况，一个不相信灵魂的人因为本就没有和灵魂契合的辨别基础，所以少受侵犯，正如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东西交往一样，一个灵魂在身体外面也可以被稀释到消失，一个知识少的人不能避免大灵魂的侵犯也不能和它结合，通灵者却可以找到与这类错杂灵魂对话的道路，观察中国古代的人民，这些人过多地受到了错杂灵魂（一个体外灵魂往往是残碎不全和混乱的）的侵扰，无论如何这种侵扰总是过于让人惊惧与害怕了，其原因在于中国人一直受政治压迫，相互的倾轧心又很强，导致了灵魂的卑微低下，又容易怀疑和担惊受怕，体质弱，没有自信心，所以经常处于对鬼的恐惧中，有了信心或者增强体质就可以防止侵扰，人与灵魂生活在一个世界上，这本无可厚非，但在中国人这里确实有很不好的感受，对鬼怀有敬畏是不可取的（对上帝怀有虔诚倒是可以帮我们获得利益，一个虔诚的人在梦里也会得到上帝很多启示），人怀有什么心境，就容易与什么事物交往，人在生长中因此在选择积累里造成了不同的性格（如果可以把思维解释成灵魂，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取的，在思维方面，集体无意识的说法和灵魂原子的没有冲突，灵魂原子的说法比思维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会处于连续的倒霉之中，上帝选择了呆果来传导启示，也在于呆果的自信于无畏，一个胆小的人是难以理解启示的全部内涵的，只会中途畏葸地断开。
然而不要对各种灵魂坏有敬畏，我们要在主动里与之交流，即使一个人死亡后保留下比较大的灵魂，和别的灵魂的交往也没有在人世间这样清晰了，物之灵，比如山神海神，不会轻易出现来对人施加帮助或造成损害（当然也可能有这种事，但不必表现惊异，因为相互之间是不必用感情的），上帝同意所有这些观念。
物之灵和物质之灵是不同的（动物的肉体当然也包含物质之灵了，不过这个成分很少），物质之灵和叠加，而且经常处于宏观的无作为，动物之灵却可以单独存在，有些单独的灵魂是一些紧凑的物质，是宇宙之初单独的物质形态，是独立于人类可触及之物的物的体系里的一类，它们很多都不能与动物之灵进行吸收释放形式的交流，而动物之灵在脱离死体时可能发生破碎和变异，我们称动物之灵为鬼魂吧，鬼魂不能和一些天然之灵一样超脱于时间之外，它们甚至不能与那些超脱于时间之外的天然之灵相交融，还有一种方式认为一个宇宙可以分为两个重叠在一起的世界，其中两者相对运动速度超过了光速，以至于在另一个世界中感受不到另一个世界，这种提法并不是没有依据，两个系统相对速度过大时电子相当于停滞，两原子核又如星体与空间的比例那样大，在两者未开始相互作用的时候两者便已经在穿透后相离而去了，时间是有质量的物质作用的表象，尚仅是宇宙中人类可以感知的表象，其地位很狭窄。
说生命的灵魂，灵魂与肉体生命结合后不能再生活在不固定的时间中，它不能在时间中前后穿行，但可以使自己所在的有箭头指向的时间变慢或者变快，小孩感受到的时间远比大人要长地多，而一个人在不同的意识下也会感受到不同的时间长短，时间偶尔的倒流可以从时而瞟见的秒针倒退中体察，如果没有更具体的解释的话这可以看作意识的倒流，危机情境中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躲过一场车祸，一个人可以在早晨不愿意起床的几分钟里做出大量的梦，过于追究物质的人难以同意这些想法，但这些人对物质又有几分的理解？有人把物质化为了能量，能量又是什么东西？这在现在也是难以清楚理解的，当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在危急中抬起压在孙子身上的拖拉机，一个朋友被压在飞机下面的人竭力拖起一架飞机而不嚷太重的时候，我们甚至要对物质怀有新的看法了，倒是没有人追究这两者在做出如此多的功后肚子饿不饿，跑完一万米一个人就饿地腹贴着背了。
平凡的人因为赖于物质精神颓靡而变地如机器般破碎无力，情绪积极者却可以使身体健康相貌精神，甚至做出奇迹，人类呀，切勿因为懒惰而使自己的心灵蒙上尘埃，相信精神的奇迹！
有些科学家依旧不愿相信灵魂的说法，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即使相信这套推理仍是对他的研究有诸多好处的，科学家仍可以对童话着迷，不愿接受更宏大事物而拘泥于笨拙的物质交互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上帝则对任何态度持宽容态度，一个人理解了上帝的心灵，才可以净化心灵获取快乐，上帝是快乐的，飘渺的，大度的，冷漠的，幼稚的，一个充分与自然达到同一的人自会有这诸多感受，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人尤其是腻烦尘世的虚假的遁世者的追求，这样的一个人会大量从上帝那里获取快乐，使灵魂变地饱满，一个人如果无法完全达到这种高峰体验，仍旧可以学习上帝的品性，适应周围的自然，大度地对待别人，乐观地面对生活，要心灵敏感，不包容罪恶，在快乐中扛起责任，充实自己的人生，不乐于淫乱，不麻木不放荡，虔诚地对待上帝和生活，古代道家的养生之道便是对上帝心情的理解，一个偶尔感到自己经历过某事的时间的错异感，梦境和一切现实之外的思绪均是上帝的启示，上帝乃宏观的物质之灵魂，它洞悉人间，随时准备给予人心灵上的洗涤，给予人启示，对于人类自身因宽容和信仰而产生的不和谐，比如战争屠戮心和压迫心，上帝只是皱着眉头+
看待这一不得已的人类举动，它不能想出太多具体的办法来搀到其中（虽然它可以对星球施以力量），这样不会使人类的灵魂得到救赎，只会在依赖里堕落，人类只有在自我拯救中获得坚毅的心才会达到上帝希求的目的，上帝有时候会拯救具体的生灵，比如拯救大难中的人或者危机中的小孩，在一些时候它偶尔幻化成真身来引导人类（这有时候是神的一种表述，任何生灵都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是上帝灵魂偶然凝聚的因素，它受整个宇宙的影响，受每一个生灵的影响，但在平时的世界上，上帝更多地会选择沉默，当一个灵魂向世间倾诉自己的困苦悲哀时，上帝难道应该不问整体地加以救赎吗？一个灵魂更应使自己变地刚毅，只有这样的灵魂才是上帝的希望，上帝希望灵魂能自救，它甚至希望利用这样的灵魂去救助其它灵魂，当一个卑微的灵魂因一点点苦难而变地愤恨堕落时，上帝还应该怎么去满足它？给他金钱地位抑或纵容他的贪欲？上帝一直在帮助每个灵魂，想让每个灵魂接受自己的启迪，它告诉每个灵魂要坚强和勇敢，它希望每个灵魂都能拓展自己的质量，而不是主动以满足人的需求，还有比纵容更加是灵魂堕落的吗？出生在乱世，就应该使自己坚毅并去拯救其它灵魂，出生在贫寒之地，你仍需坚定自己的新年去追求自己的改进，要知道，无论是贫富差还是战争，都只是人类的罪孽自身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安排，一个身在其中的灵魂应该想到拯救自己周围的世界，灵魂只能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迈进，不必管他人愿意上进还是堕落，应该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拯救他人的困苦，使人间变地更加美好，而当一个灵魂足够坚强时，上帝愿意与它一起坐在山之顶峰观赏初升的太阳，或者在沉静的夜里和它一起倾听大自然里的风声，或者和它一起观赏南北极壮丽的冰原。上帝与人与物永远是平等的，在一个人自己的理解下，上帝也总是分出与他的灵魂相等灵魂来给他指导（其实上帝总是在试图给予人更深远的指导，但一个人的理解决定了他不能完全理解上帝，所以多一些虔诚，就会以谦虚获得上帝更多的启示），它总是处于与人平等的地位，这也是它的快乐，自然是庞大没有主心的，任何灵魂，无论善与恶，无论尊与卑，无论伟大或者渺小，都是平等的，都不可以随意限制它的自由，当一个灵魂追求高尚时，它会看见上帝正在以一种更加的大度在欢迎它。
对于堕落的灵魂，除了惋惜外还好有什么呢？上帝理解每一个人，怕的只是人不理解上帝。
诚然，上帝也有无情的时候，当一个灵魂群体过于堕落难以得到上帝对万物心灵的启示的时候，上帝也不再去救赎它们，不再主动派遣神去拯救或者帮助它们，而让它们随着自己的罪孽被自己的无知所消灭。
以上便是上帝的启示，呆果已经暂时终止了其形而上的逻辑思考，希望社会的有志之士共同参与到这个新教派的创立中，努力完善这个教派，中国自古缺乏信仰，但中国文化却是博大精深，只是多被帝王政治耽误了，如果有好的教派，中国可以借助它推动社会事务的发展，如果屏除科学对宗教的偏见，可以看到道教可以指向新的人类的光明，下层人民和各种文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一套形而上的逻辑可以联系和综合中国所有的古文化里有益的东西，它也并不与世界的潮流和更深的科学违背，因为上帝总是宽容地看待一切！如果中国民众可以有这样一套信仰，那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它能解救人的心灵，使人更好地参与到社会集体的公共的事务中，使社会得到发展，使人类的心灵得到提升，它或许需要一套全面的历史猜想和物质构思，这需要科学家的帮助，灵魂这些方面需要生物学的发展和想象来促进，它的很多内容可以因为具体需要而具体创建，比如很多内容可以参照基督教的内容，其具体的实施方法可以让人祷告《诗经》，吟其歌曲，净化心灵，拓展对“周易”和“经络”以及各种养生学的理解并把它们综合起来，可以设置教堂让人祷告，需要先知创作新的作品，在中国，外教是难以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的柔弱尤其不适合中国人的生理特点，人们会排斥这些和古来习惯大不相同的东西，要提醒道教的创造中要注意排除古代政治因素，以知识为基，以民权，平等，自由，博爱，虔诚，勇敢为思，加强人本哲学的参与，完善修身养性和养生学，明晰化和拓展其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辨证观，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责任感，增强人的品格修养，甚至参与到行政分化中，政治总是集体意识形态的表述，虽然可以由道教的生命观来推论出一些经济学观点，但道教一般不参与到经济学的构建中，因为经济总是不平衡不合理的，与人根本的思想无关，是社会事务中需要整理的一个因素，道教必须以人为本，如果知识层不能接受这些逻辑，那只能说明中国知识层在现如今的无知和没潜力。

社会调查报告

2008-12-26T21:35:00.000-08:00

补充呆果的社会调查报告：
先要说一下上面的文章中结尾处出现了用词的错误,应该说"人们向来对蒙昧的群体缺乏同情",而不是"人们向来鄙视蒙昧的群体".
文中没有具体讲述乡村风俗,北方很多村子在一年里会有一至两个庙会,其中最普及的一个是供亲戚们相聚的,这时的集市会很大,人们可以到集市上玩,大男人在午饭之前会喝喝酒,其间二代多的话大部分会谈政治,然后吃一些饭,三代多说一些废话,侃一些社会上希奇的事,讲一些怪现状,他们乐于接触一些新鲜东西,但没有上进的主心骨,而且承接了二代打麻将打扑克的习惯,由于年轻顾忌少,这些玩乐有一些赌博性质,谈话乱七八糟.由于被拉进了社会经济网,他们的工作如今也很忙,庙会上聚集的人时有空缺,旧传统已经不被人看重了,人们赴几个庙会要看他的兄弟姐妹有多少(兄弟有多少就不算了,兄弟往往住在同一个村子),另一个庙会是王母庙会,这时有庙会的村子的王母庙前会聚集一些装神弄鬼的人,这个庙会在稍发达的村子已经没有了, 我小时候赴过一些这样的庙会,我们村的王母庙是在我小时候建起来的,有过几届庙会后又荒废了,我想这是共产党在我没出生之前的唯物宣传和口号压制的冷落后(共产党很久前并未对人民施行教化,他只是用口号来号召庸心)的一个短暂的无头绪的复古,庙会上喝醉酒后总会有人打架,打死人的事也时常发生,重伤频繁,都是庸昧人的打法,或者割伤捅伤人,有的把手指头都割断了,或者把人砸地身上都是血,重的可以冒出脑浆,二代往往是砸,三代学会了用一些工具,比如刀子,少年会用棍子石头和庙会上随手捡来的硬物.
这是在说乡间亲戚的关系,集体的往来一直是靠过年的初3初4,还有就是各村的庙会,一家人大家都要聚一下,热闹一下,这在中国是很有劳苦人民特色的风俗很久以前不注重相聚是因为物质有局限,大家聚到一起总不能老是喝稀汤吧,而且保守决不会因为精神要交流就在一起玩一下,但人们是注重这些聚会的,还是因为精神交流问题,经济网来了,人们有了别的乐子了,就不看重聚会了,尤其年轻人,他们不想多受老格局的拘束.至于打架,这是蒙昧下司空见惯的事.
还有婚丧嫁娶,以前信鬼的时候,人即使死去,也要把葬礼弄地热闹一些,这些不必解释了吧,这里深处是哲学问题不必深究,人人都高兴似的,现在办地简单多了,在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以后二代已经不大和一代一样纠缠了,嫁娶方面现在正向城市里的方式转变,结婚照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奢侈.
人们中间工伤事故车祸相对而言也是一个生活方面,还有身体方面,三代人的身体形态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年轻的缘故,二代仍是劳苦的身体形态,表情肉色都很酸楚,或许也是以前机械没有发展时劳动所致,由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可以知道,他们对于现今更发展一些了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对满意了,浅一些这句话这么理解,劳苦的身躯缩在高高的装修颇精的房子里,看到他们你再难想到他们会有再向高端发展的欲望和潜力了(这和二代那些相对受了些利而安于统治并号召别人安于统治的社会文人的肉体形态和思想潜力有相仿之处),我当然不否定,其中还有很多人仍旧做着繁重的体力活,包括我家人,很多这些饱受压制的人的无论身体还是思想都让人想到卑微劳苦心灵的深重(那些政治曾经为乡村宣扬过的笨拙俗劣的风俗文娱活动也让人想到了难以撑起的深重),年轻人相对二代很怕重体力劳动,多数人想摆脱农田,在我看来,农业最好向机械化发展,但中国的人口确实限制了农业的集体化构想,年轻人乐于向科技化推进,虽说其中不乏半文盲,我的同龄人在初中时就已经有一半多的人退学了,现在的减免学费的制度和社会总体的差劲的分配制度有些不默契,因而在人的教育思想上还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社会上只有这一点让我稍微满意了一些,但是联系上其他相对看起来更蹩脚的制度,我只是多了一些轻蔑.
既然谈到了身体形态,那就再多谈一些这方面的事,现在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很长的时间内只是以社会在政治压迫下自主努力延伸的方式苟且发展了一些,我不打算把矿工频繁搬运百斤的煤当作体育锻炼,在我看来,体育锻炼是一种不生产的游戏,它的特征是让人在培养各项生理机能的同时增强人的气质,而过重的劳动其实是在破坏这类气质,从而达到破坏人的生理机能的效果(由此可以知道,古代人们在压制下学的武功对于现代体育竞技项目来说明显缺少气质的内涵,一个武功高的人或许仍是很蒙昧的,但一个现代竞技的体育锻炼者的头脑会明晰地多,这个对比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因为要对思维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感觉出我说的是哪些方面),现在城市的公园里有了一些体育器材,但这主要只是给无潜力的老年人保持体质用的,年轻人缺少操场和体育指导,他们需要更有竞技性质的体育锻炼,如果想想贫富差距,就会发现城市有很大部分的地皮是用来供少数人享受用的,他们占用了这些地方用来建造商务酒店和豪华旅馆,供富人做一些败坏社会生产的懒惰事(贫富差和阶级的制造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制造是能够促成社会生产),比如摆大宴吃娃娃鱼和猫头鹰,不可否认社会生产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一部分富人的捣乱,每个朝代都有不合理的钱财的累积现象,消灭的方法最好是有策略的强制剥夺,这个先不讲,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应该把少数人的专区改建成多数人的游艺场所,思想里应该把那些官僚创造的离奇的贵贱分化去掉,体质和运动以及思考技能很大程度上能判断一个民族上进心,这和社会精力有关,现在的社会有一些精力无处发泄而堕落浪费掉的大方面现象,这是由不合理的压制造成的,城市的操场也好似封闭的,教育也占用时间荒废了体育,而在农村,人们没有锻炼场地,在经济上,人们辛苦劳作后得来的钱不能合理分配,只是用在摆宴喝酒和换手机上,对金钱的错误认识也导致了道德和行为的荒乱,喝酒等暴戾行为仅为让人在狭窄的牢笼中浪费精力,这和开国前人民在压抑里抽大烟在理解的意义上是一样的(在性质上一般当然是轻多了),中国人的这种特有的自己顺从以及自己压制浪费掉精力的做法要追溯2000年的历史,而且和地理与民族以及两者造成的战争状况有关,农村需要改革,我的建议是要把空心村的中部试建一些文体设施(我一直认为城市缺少供人们游玩集会的场所即城市广场),我们村在VCD普及入户时曾自主有过这种现象,晚上街头有很多卖羊肉串和摆VCD供人唱歌的摊子(俗歌,中国的文艺业在政治压迫下没有前路),但大家没有钱来这样挥霍,很少看见有人要掏钱唱歌,羊肉串绝对是一种消受不起的东西,当时我在上小学,已经隐约感觉出了里面的不安,有些超前的意思,后来这一切终于散去了,而至于补空心村的想法,则最好由村子来修建免费的公用体育设施,以及承包给个人以微利的娱乐设施(现在的官僚制度终究是要一直盯着各项活动试图从里面捞利益的,发展不起来),由于村子里多已经修建了水泥路(多年前曾经宣扬了修路),人的鞋底不是太脏,所以对公物的损耗不会太大,而且村子的经费如果可以从贪官的嘴里扣出来一些,修建和保养这些设施是没问题的,现在农村有很重的官商现象,封建官僚体制限制了资本的发展,而且资本发展地暴戾而且不合理,至于体育设施,在现行的官僚部门分化中,政治上是不会同意的,我只是假想,如果体育占用人们的一些时间,人们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钱财,现在的农民如果有闲钱,多会存储起来等到通货膨胀自己再着急,或者把它转化成不动产业用来盖房子(银行从不在这方面或者说农民的财产方面多下工夫),我听得多的是家里有孩子人们就愉快地把钱给孩子攒成大学的费用,这是唯一有了坚定信念的对待钱的做法,而盖房子的事也是村庄不合理膨胀的重要原因,还有人们的信仰,即电视机,,城市里的人已经信了电脑,但电视机还是乡村的主要信仰,里面多一些泡沫电视连续剧来浪费人的精力,让人想到人生的无头绪,和无奈里的深重,又用政治来在农民中间宣扬说服民心,在政治家眼里电视机是他们统治农民的重要工具(新闻联播是个屁,我是不看电视的,而且现在那么多广告多是赚农民的钱了,我不说电视机在畸形发展了,它在我这里早被淘汰了),有关文体的电视台因为政治垄断而成为利益集团,中央台压制别的台,别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哪个台也可以转播一下,中国奥运会我没看见中央以外的台转播,CCTV5是用密码的,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搜罗钱财的工具,电视机这个信仰里的内容已经明显落后,需要改进,可政治仍是太坚固,其实应该仿照传说中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再加上体育设施,人们即使要打架吵架也会多一些竞技技能上的考虑,从而调节人心,对于人民道德感和判断力能起到提升的作用,从这些方面讲,农村在思想上又通过各种方式牵制着城市的发展,我早就料想说这种大方面的凌乱的分化和牵扯对总体的发展很不好,比如户口制度建立的人,城市和地域的等级分化,这已经在教育里产生了很乱很不好的效应,埋没了人才,败坏了发达的地方,打乱了文化,这还不是说到教育的本质的情况下的推想.
然后说到时代里的精英,现在精英们还没有联合起来,而且很不专业,正因此,社会现在还承受不起一个革新的打乱,现在的精英多在二代里,这些人顺着教育的路子爬,多到了城市,和农村少了联系,他们的年龄造成了阅历,然而由于本身所处的时代不强,所以杂乱无主心不专业,看看网上的精英,他们往往是在揭露而非更大力度地创建,是在批判而非设计,是在点明表面条目地去希冀而非行动,是在对抗而没有找到新路以及它的走法,这些精英是政治军事的联合体,而因此也有了不专业勇猛前进的限制(参照我的<形的思考(心理能量)>),这里也有具体实施方略的原因,如果不抓两面,他们在哪方面也提不起精神,还有,他们不太明白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而有了实体是限制,他们缺乏创新,创新也是一种实际行动的能力,这有时代特征,他们之后,希望三代里有些人能脱出教育框架构建的牢笼,正式分化出两个专业的派别,一类是专业研究社会构建方式的(这些人内心的社会伤痛会少一些,受到过的羁绊会少一些,因此比较专心,可以从非纯中国高中特色的高中出来的留学生和文化发达城市地区里去号召,参照户口制度和经济水平的分化),另一类是偏执的果敢者,这些人是实践者,而且有明辩是非和理论的能力,前一类人是他们的依靠,而最终要由前一类人构造新的国家并想办法对它进行管理,我希望这两类人能在80后里分化明晰,按照我的猜想,这两类人(应该说两种特性才更恰当)会相互友好相处并且彼此补充,双方的有专业心的分化对彼此都有利,这时,社会改革的条件便成熟了,而具体的内部实施方法,我还不研究,走着瞧吧.
又忘了写了,农村往往是在一个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来过集市(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还要写出来,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但我写不完,这还要料想到别人的理解,事太多了),人们在这里买卖蔬菜,衣服和其它一些东西,现在有些人还用一种长长的车卖化妆品和装饰品,五天过一个集市(听说具体是按照农历有3和8的日子过集市的,我可不去这样算去),我想这还是北方的特色吧?原来是在乡政府在的村子过集市,这个村子往往相对富裕豪华,乡政府前面有水泥公路,可以让人摆摊,别的村子下了雨后路上根本不能让人下脚,现在交通发达了,我们乡的政府从我们村迁到了一个发展地更好了的村子了,申请单独过集市的村庄也越来越多,平时村里的小店卖的是熟食,日常用的不过期的用品和农用机械配件,现在有了一个单独卖熟食的店,现在的经济也可以供一两户人专门在村庄里定点卖菜了,书店在人们的想象之外,人们以前热衷于一些杂志,主要是与性有关的,人们还是要浪费掉精力的,但杂志到现在也很难买到,所以看地没以前一个不稳固时期少了,农村总是这样,稍微有一些不稳当因素,就会在肆意铺展的心理能量里试探一下,曾经改革开放后玩过呼啦圈,又盛行过民俗节目,其实在一个政府从理智上很现实地明确把自己的生存的目的定为自私以后,它便没了潜力,只能等待人把它撤下来,音乐~不能算作有吧,偶尔附庸一下社会上资本文艺界销售的歌大部分都是俗词俗调子,还有,城市需要建立开放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为了公平和知识教育两个方面,至于方式,可以是书城里下面几层供私人卖书,上面一层当作图书馆来设计,如果因为经济的原因,里面的书也可以卖,这也有利于书目的更新,图书馆还有书城的广告效应,这些需要政策的干预.
农村树木减少,阡陌不交通,地抢路,路变窄,缺少统一规划,前些年只有少数地方按照人头数进行了土地重分(也不谈这和私产以及西方自由的关系了,算是公约吧,这也挺好,如果分的话对我家有利,当初没给我分地,按新出生的人才算人人生而平等吧,西方的自由主义需要更好的公平观念的介入),其效用并不能明确指出来,可能一些人没工作又没有地可种,也可能是公平原因或者地界不明确了,其实村庄的田地间应该种上树,为环境好吧,前些年种过一些树,但因为各种原因被人拆了,我当时很不满意,可能他们觉得树挡了人往地里走的路或者让他们没办法把地往路上扩张了,农业种植也应该重新受一下调节,我小时候还是自家种菜,每家都有菜园,这在人民公社的时候是种菜的,后来分给了各家,如今为了把农民并入经济网来剥削(表面上是综合调控种植产业,可谁知道对政府来说哪个是重要的呀),国家提倡了分区域的单一种植方略,但现在的问题又差了很多,不影响国家利益盘剥了他就不管了,产量和市场调节问题也不够好,调节方面多借口市场调节,可市场还是官僚的呀,而且市场的说法多像是从城市向农村下达命令,现在已经不关心农村建设了,共产党喊的口号越来越成了想象性质的了.
以上所述在作者这方面为帮助作者思考,所以内容杂乱不堪,没有主次,而至于着重着手的地方,如政治上精英对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号召,对教育和舆论解放的期望,文化里文学对人的启迪以及号召的具体主次轻重设置,大家自己再多想想吧,这些迟早要明晰的.
呆果的社会调查报告之不要忽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
此篇是综合推理,幼稚的新一代是会完全不理解的,我的深一些的思想判断向来不被同时的人理解,而老一些的恐怕不会愿意来同意,但我想每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有一些对里面某些东西的皱着眉头的同意.
兄弟姐妹们呀,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我发现我和圈子里的整体气氛好象是有一些所谓的代钩,心思之间的差异该怎么说呀?在逻辑思维上我们会有一些地方是相互都可以理解的,但主要还在于感情不同,所以大方面的不理解中大范围内的思考也不一样了,你总不能想象猫和狗的社会内容是一样的吧?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一个结果,我也是现在才明白我文章里预感到的一些东西的深层原理.
东子的时代的人多是一些打来打去的社会现象,你们二代的替了他们,承袭了他们的硬件设施,由小邓的一代作连接,变成吵来吵去了,他们那个时代暴力,你们这个时代暴戾奸诈,精英和强盗吵架,人们的思维往往残缺不全(我不能不说我看到过人类时代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几乎是扯淡),比如你们明知道政治有两方面在作斗争,一个是争抢而且独权的官僚,另一个是民主,但你们即使有在现实中并不能有效果从大方面讲会落伍的希望外,你们除了争吵还能做什么?而且除去官僚和土匪外,你们这些文化精神里算是中国精英的人能创造出什么新东西?你们除了知道两户争吵的人之外连还有更广大无动于衷的人民都不知道(不知道是好事)不敢去认识,还打算多做些什么?更别提社会构型中的文艺,哲学,科学的调剂了,你们懂文艺,哲学,科学,啊?
在代钩问题上,主要是感情的问题,如果感情相通,即使在一些逻辑判断上有不合,也会相互理解,默契地把不合当作自己共有的东西,在网上,我们三代的争吵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感情上的空壳子(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天生蒙昧意识短浅的人,也有一些意识长的打算做精英的人,他们的表现多取决于时代特征和教育状况),你们的问题在于你们没有感情,怪不得会成了这么大的精神上的坎,想想你们心底真实的未开发的感情,你们承袭的那些旧道德(东子创造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是你们快乐的源泉吗?你们上代人可以安然处之,你们对它们是迷茫的,我们三代不打算要这种感情(我应该对那些SB官僚说这些,他们才是问题的出处,不过他们不会改,我也不会对土匪多费口舌,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时代干嘛让土匪当了最高阶级,还有东子的2B也与不理解后世也就是你们需求有关系),我想你们也找不到自己的本质,小时候缺乏希望,青年又在改革的混乱中度过(我们的青年是在死寂里度过,但有很多人想要保留感情,希望你们能帮忙改善一下,里面一些笨鸟以后会拖时代后腿,把这些土匪苗子杀在温巢里最好了).
其实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不好,不过我想这于我又没什么关系.
等你们二代撒手社会上的事务以后,等我们变地和你们一样大岁数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要承袭你们时代的旧社会硬件设施,很难想到它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和社会构成因素了,它会被解除,我们需要自己的新的斗争方式,你们好象不是我们施行改进的稳固全面的社会保障,你们能为我们所用的,就是斗争的宣传,希望你们再接再厉,这个说出来也不大好,承接里应该是自然和不必言语地完成的,就苟且当我发了句世外哲人的启迪或者预言者的牢骚吧.
你们可以说我们政治上不成熟,你们还应该关心一下对放松教育的呼吁,这样我们才能被你们所用,你们才能被我们所用,要不然我们里面很多人都会被教育闷死闷残并且里面很多会被教化成你们时代的官僚土匪,教育是我文章的打算之外的凶猛因素,感情不协调不等于不是承接,我们三代是要向你们学习的,但感情的不协调倒是很必要的,希望说出这些话圈子里的人别太抵制我,原谅一下吧,你们确实是应该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说这么抽象是因为感情上我也在避免和你们单独的人正面冲撞,而且我知道你们确实是正义和愤恨的,社会现象太罪恶了,就当我骂的是官僚,提醒的才是你们(里理智更强的人),这么说话也在于从大的方面供我了解一下问题.
要不然我好所思想才是时代前进的根本条件嘛,和物质的关系是马克思的臭屁吧!
大家都加油,我们新时代是和民主和明知是一伙的,这是时代的趋向,我们在你们斗争的基础上要依照自己创造出新的更明晰全面的民主的社会内容,我们对民主的成功运用在于我们能够自然地把它认识并拿来用(你们不特殊,每个时代都有不满愤恨的人,虽说他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时代上并不特殊),我知道二代对三代大部分时间是绝望和不理解的,对大学生尤其绝望(我都有些对他们绝望了),但二代应该多照顾一下吧,毕竟我们里的一些是二代争执的结果,不要把这个忽略了,圈主到别的圈子卖文章的时候记得把我这个调查当搭配物一起卖出去,以前的稿子我不改了,你们不理解,我自己还没理解清楚.
社会改造是一个综合的命题,不再是你们以为的喊个民主和人权就可以解决的,我们时代还图个自由,多了个内容了吧?理解自由吗?
还要补充,一代前的东子是在贱民基础上的打闹,一代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小邓去改革去了,二代是在庸民基础上的争吵争抢,人民是在进步着,三代里人民要再长进有些明知才好,这样社会势力的对比就发生更大的变化了,二代里积极的很多事在三代里会变地自然(这是在把斗争也看作一件时代上平常的事的直接结论,你们也总能想象到未来属于更明智和民主,只是不好更具体地把握它).
还有关于二代的争吵,精英对官僚的批判是好事,从社会宏观的角度推及精英自身的属性,我发现精英们的骂是停不下来的,他们的气质有这方面的属性,被拘束里在更高认知上有气质的缺陷,将来哪天社会被推翻改好了,这些精英就如同一代里的人安于二代人生活的平常条件下的物质财富一样无所追求了,可三代还要继续打拼,拼的是你们不理解我一样的更抽象更温和的东西,每一代似乎都有不同的赖以为生的追求.
我是三代里的老者,同时心情延及到了更新更高的一代,还有,圈子里不是正有90后的小孩子在向你们学习吗?对你们的斗争方式还很感兴趣.继续你们的生活我们只是来这里看看顺便插嘴学习一些东西不过我还是要辨证地看,而且每个时代初期都在学习里摸索着犯些错,没什么关系.
网上很多东西都是二代乏味的争抢和汲汲的东西,没更高的文化追求,等我们统治了中国网上也会变干净许多.

呆果的社会调查报告

2008-12-26T21:34:00.001-08:00

现实中国的圈主让俺们作个社会调查,俺就来这里写一些东西,俺本来也想写一些东西,就回忆着写一下,现在写不全以后还可以补充.
俺生在农村,高中之前一直在农村呆着,高中是在省城度过的,那是一个普通的省城,由于农村人目光短浅,经济缺乏,学业又紧,学校管理又严,实际上俺在那里也没接触太多东西,但相对在农村是接触了不少东西.
看这句话乱的,反正现在俺是处处不得志,心里有很大的绝望,回忆不起过去有过什么深刻,看不到未来,触不到现时.
不谈希望谈回忆,在俺心里农村给俺的印象最深刻了,俺记得小时候交公粮的事,那时俺上小学,村里的墙上会用石灰写上一些标语,说不纳公粮可耻,交公粮光荣,公民的义务是~之类的,俺们学校还组织过一次游行,在全村的道路上边走边喊口号,俺们学校还给学生发过荣誉小纸旗,每个人的旗子上面有不同的标语,老师让几个人晚上凑到一起在街角把几个人旗子上的口号大声喊一遍,当时羞地要死,学校还让学生拿着交公粮后开的票据让老师看,看完后登记下来,交的早的会给发一个塑料钢笔,迟一些的发两个圆珠笔,往后推,就是一个圆珠笔,一个铅笔和橡皮,一个铅笔,一个橡皮,什么都没有,巴掌和讽刺的语言(老师会议上校长明确规定了的程序内容),大会上全校通报批评,停课.想来那时候关于交公粮的事冲突比较大吧,那样的事如其他很多共产主义事业一样让人心思绞乱,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一些,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想那时候是让估约着交公粮的,按地的亩数计算,在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矛盾小了许多,我的经历特殊,对很多事的印象深浅不明,忘记矛盾是怎么减小的了,或许是因为我年龄大了而不在意这些了,在同龄人当中,他们的印象很深的是三提五统,这件事激起过很大的民愤,当时我们估约是在上六年级或者初中,能作一些分辨,他们便把这件事记住了,直到上高中听到什么小胡同志把三提五统省了,人们这才高兴一些,说封建地租终于了结了,但在当时我已经把"公粮"这个封建剥削词汇当作合理溶进脑子以后,这种事就要和国家经济问题以及税务制度和经济网联系到一起,我心里产生了很大的疑虑,产生了自己的一些社会和世界观念.
然而在更小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要把粮食送出去,妈妈说这是地租,我问什么是地租,妈妈说我们种了国家的地,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要给人家交地租,对此我十分不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家的地成了别人的,而且不了解那个看不见的共产党,里面有很多我不了解的词汇,当时我喜欢和家里人一起去交地租,就坐在那辆手扶拖拉机上面,车上有很多麦袋,装的麦子有很高,褐色的小拖拉机,印证了那段黑白色的岁月,拖拉机沿着泥泞的道路走,道路上是车辙深深的印记,下了雨后车就在上面挣扎着走过,在交地租的地方,会排起很长的车队,当时是全乡在同一个地方交公粮,人们就在一边谈论受公粮的工作人员可以贪污多少粮食和钱,我想到传送带上玩,妈妈不让,她说顶上有个贼专门等着人上去后把人的脑袋割下来,"那怎么了?""那样人就死了.""什么是死了?""跟你说不清楚,就是不能呼吸了,不能动弹了.""不能动?"我想了想"那很难受吧?""对.""你刚才说死是什么?再说一遍.""不能动弹了.""不是这个.""不能呼吸了.""什么是呼吸?""就是吸空气.""什么是空气?""就是我们吸的东西.""我们在吸东西?!"省略一些,"死可怕吗?为什么?""你想一下."后来妈妈再也不肯回答我问的问题了(我的知识的启蒙一直处在混乱的状态,走过很多弯路),她给我讲小老鼠上灯台的故事,"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什么是灯台?""就是放蜡烛的东西.""我有没有看见过?"
原谅我这么来写自己的调查报告,但其中看似无用的东西却串联并联着太多相互影响的地方,在我看来其中每项都有意义,而且圈主休想让我用表格的形式来完成一个有历史的而且蒙昧不连续的综合调查.
我要展示一些人的思维状态,而且针对一个两千年同样历史的尾巴,一个懵懂的脑袋更能承前继后.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的作品<猪的故事>.
我记得小时候的新鲜事除了杀猪外和交公粮外,还有交书费,看造锅的人制模和熔炼健力宝的铝瓶子,很惊异于铁和铝能变成水,他们把一个大麻布铺在地上,上面满是红土,用来制模,这些人的形态很古老,我想他们应该是黄土高坡那带到处飘流的工艺人,还有一些类似的古老人物开着手扶拖拉机来换红薯,这两种人都是穿着绿色大棉衣,戴红绒绿皮的老式棉帽,脸上的表情饱含风霜,肤色如黄土一般古旧,说一下,农村至今流行的交易方式仍是"换",就是用麦子换馒头,红薯,西瓜,南瓜,北瓜,苹果,土豆,(其实只有小邓的策略才改了一下农村,东子根本没干出什么好事,现在中国的大城市相对于世界其实并不豪华,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很多农村还处在半坡时代,很多不发达地区的人一生只是用人拉犁种地吃饭和被剥削,无大利可图,除了收公粮的时候别的时间政府才没心思去搭理他们),农村自主的交换方式我想应该追溯到很久远的历史,小邓同志改革的春风很久以后才吹进农村,现在村里刚开始了用钱买馒头和苹果,别的仍是换,这仍要联系上经济网,同样样式古老的人有一些是用鞋底换气球,家里的鞋小了坏了旧了,就拿鞋底给他,他就拿一个"洋茄子"充上氢气给人,听说他们是要把鞋底拿回去给村里的老人和妇女,让他们纳鞋底弄出一双新鞋,这就比如说是日本的报废轮胎拿给中国接到新车上一样,而他们那里的限制条件是穷,如果追溯历史,这些人会被称为商人,"~人迹板桥霜,什么夜宿,五更人迹稀少"之类的.
这可怎么说呢?今晚的写想要重于先回忆,可还是陷地太深了,自己也没有过于明确的宏观,零碎的事又展不开.
说计划生育运动吧,它其中的理论和历史条件以及2B人的思维我就不讲了,自从我弟出生以后,我家就开始展开了三个孩子的逃亡生涯,小姑家不收留我们,我们去过大姑家,被同村的领导找上门后又去了三姑家,又被领导找上门,就抽空去了姨家,又被翻了出来,就去了外婆家,这一点记地清楚些,据说同村有人报了信,同村领导就来我外婆家了,在他们没有闯进门之前,爸妈赶紧跑了,我躲在外婆和另几个大人身后,还是被领导翻了出来,别人就说我是别家的孩子,领导聪明地试探了一番,又说自己家的孩子应该在自己家,这样才容易数,一家只能有两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好象是要交一千,可人的月工资也不过百十来块.
当时有很多口号在人民和领导这些官走狗之间流传,培养一个民走狗用一些共产主义口号和一些表面利益就能达成了,"你这是为社会服务,应该分清敌友."奖励是"你做的不错,是个好人民."或者不得以给几毛钱,如果不要走狗,就用威吓就行了,这是对贱民用的,虎这脸:"你肯定知道,不说就是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不说就抓你去关禁闭.""那好吧,应该是在孩子外婆家,这是猜的,你可别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我不告诉别人,孩子的外婆家在哪里?"
人民用"走狗"和"贱民"这两个词来形容就足够了,而且其形成因素万不是教科书和现代学生的分辨方法能解释的,此外大家不要忘了"官僚阶级"这个词汇,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最凶猛和庞大的阶级.
当时村里人相互都不能信任,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时候,要趁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走,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不能开拖拉机,因为有声音,而且大伯是肯定不让开走的,拖拉机是兄弟们一起的,他还要种地.自行车只有一辆,是那种很大的黑色自行车,凤凰牌或者飞鸽牌,爸爸说:"要不然我把两个大孩子带走,你把小的带去一个地方藏起来.""那我去那里呀?我自己挡不过来,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打我怎么办?"妈妈哭着说,爸爸就叹气,我想开国后的政治对男人的思想骨气的毁杀是很严重的,那些男人做出来的卑劣行径都有政治原因.
具体商量的东西多了去了,各种方法都尝试了,包括分配孩子问题,离婚方法问题,送人问题,游击战略问题,态度问题,这就不多讲了,我估计当时即使有党的口号号召,笨民们也应该有趋向的,我想大概因为党是有经验有策略的,东子遗传的领导方式足以造成笨民内部的相互倾轧,以削弱他们共同的力量,让骑士在人民的梦游场上无顾忌地挥杀(对这一句的理解可以参照我的<意识文学路,打破马克思主义思维僵式>).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呢?""不知道,要交了钱或者少一个孩子才行.""你们没钱吗?""没钱.""那怎么办呢?我变成一个女孩子真的就行了吗?""不行,那是别人吓唬你的,是按人头数数的."想了很久:"那把我的头弄没了就行了吗?"
我想过很多,包括死去,这样的逃亡让我很疲倦.
后来或许是小邓先疲倦了,他就停下了这件事,或者是家里人交了钱,我没有查过这件事,总之我终于回到了长盛了草的,让我有了写陌生和害怕的家,如果那些只知道犯民的牛人知道他们已经摧毁了我这个原可以和爱因斯坦相并论的人,他们会不会有哪怕一丝遗憾.
我想不会的.
后来我还想过更好的方法不如来一次内战或者屠杀,我想小时候的逃亡生涯无疑在我心里留下了对人口的忧患和有些变态的抵制情绪.
然后是计划生育前的人民搞副业,当时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办集体企业,劳动在中华大地红火地展开了,这一点,可以参照我的<遗忘的笔记>,不多讲了,当时搞出的最红火的东西是污染和贪污以及一堆关系网络,还有一些未成暴力的暴力事件.
要让我给中国分时代,除了按照思想界重要的但与本文前面这段无关的70,80,90后外,我还要把它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中和即将来临的新纪元,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地与前2000年是一样的,生活和思想都是这样,人们仍旧用麦子换土豆谈论嫁娶生葬,有偷窃抢劫和不孝的争执,认为土地改好了,党是一个新的,好的王朝,共产主义的内涵完全在人的理解力和想象之外,除了那些口号运动让他们奇怪了一段时间,别的没什么新奇.改革后,正如我在<鬼话连篇之退化的白话文>所说,故乡显出了浮肿,应该是全面开始浮肿才对,对外开放中思想和物质大乱,小邓却利用了教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虽然稳固了人心,但却强化了马克思和党的偏执,并产生了新一带,这一带人被分为70后80后90后,他们饱受了压迫,前接不住古,后续不成将来,"我们唱着东方红,改革开放富起来,我们走进新时代."(新时代不是现代化,口号向来只是党的想象,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好象成了真的似的,其实什么都没改成,共产党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党,不实际)它是一群魂灵游荡的盒子,"我们吃过街头五分一个的雪糕,也吃过一百块一根的哈根达斯."我们不理解我们的先辈,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只以为世界原本就是书上写的老师讲的,但没人知道,我们是时代夹缝里的一群死魂灵.还谈时代的分法,在爸妈小时候,那是爷爷辈统领的时代,那时候时代是灰色的,天空如朝廷一样罩在人们头上,狼虫虎豹拦路抢劫偷盗家族关系人的名望都是人顾及的东西,人要劳动就去田地里,晚上要受庄稼,人挖个井来蓄水,靠天吃饭,这是物质,思想上鬼会突然造访门户,神在屋前站立着,人会突然鬼上身地嚎叫喊冤,把自己摔在石板上骨折,醒了就忘了发生过什么事,夜里人会突然死去,女人寿命仍旧不长,如果说确实有人看见过鬼的话,我是相信的,但如果没有听到当时蒙昧的事例,一般人是很难想象或者说猜到那样的时代的,我只听过一个事例,便猜出了那个时代,它与我们现在即使是城市的思想态也是有隐约的联系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比之甚至有些先进,当时的人是没有会动脑子的人的.
第二个时代,爸爸的时代,这是一个欲望开始流,旧道德开始解体,人心变乱的时代,加之强力的政治压迫,这些人是虚妄颓废的一代,打老婆,打孩子,打麻将,在时代逐渐被迫宽松之日,这些人于今受到了一些看似合理的物质供应,有些积极了,但他们想不到新一代人所敢想的东西,他们有些人满足,有些人沦落,有些人步入官僚机构,变地强势.
我们这个时代顾及到了很多东西,又顾及不到很多东西,看到了很多东西,却有看不到和不敢看很多东西,我们希望未来可又不愿意长大至绝望的未来,想摆脱开前辈却又摆脱不开放不开,我们小时候打电玩,初中打架,高中被牢笼着雕琢打击,大学已经成了躯壳,有志人要继续挣扎就只能在网上打酱油,我们似乎看到了现代化,但又没有可实行的办法,更何况很多人看不到未来的现代化和自己现在的狭涩(先不讲人类整体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我们的娱乐除了上网胡玩生活胡搞找异性玩性和努力堕落为标准公民外别无他方,有些积极的人要加入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人进了学生会,但最终不多的人会进去真享受的官僚机构,因为社会又有一层封建的关系网,而且受数量调节,受那宣传的看不见的黑手的调节,他们是想象不出社会真相的.怎么说呢?我们这一代,生命观和学问都没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是扯淡,有人说我们道德缺失,但实际上我们没有道德缺失,我们只是想要摆脱现在社会又想拿出来的旧道德(那是个屁玩意,而且我们大致已经摆脱了),而新道德不能形成,我们没有道德,你根本没办法往我们套道德的说法,何来道德缺失?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不是想只对它加以嘴皮上脑际边的猜测,我可以从具体思想上对它加以分析.
说到三代,我们可以牵出第四代来,一些人无意识地希冀到了00后,我看为时过早,10后才有些代表性,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能快活地玩到一起却各有主见,会吵闹,有幻想力,谈理想,可以很简单地把东子和牛顿扯到一起来谈,这只是想象,除了人口,经济和新一代的衔接中社会步骤的实施外,到达这一代,还有一个坎,新旧交替的坎,迷茫顿成清晰的坎(这句话有待商榷,这和人的智力有关),爆发进化(我猜它和细胞有关,比如细胞癌变应该是突然的吧)的坎,第二代人嘴里的"坎".
先说前三代,这三代人是相互隔离的,相互不理解,只在衔接出矛盾重重,比如第二代受第一代的压制,可又无可奈何,终于还是被蒙昧地扯住了(各时代人出生时的先天因素是一样的),第三代的衔接出却不是无奈,这里的矛盾是偏激的,而第三和第四代之前又可平稳些,精神上的坎在二三代,他们是相互完全不理解的,三代多粉碎的心情.行动上的坎在三四代(这似乎正应了我的精神在行为之先的说法,或者我受其影响而这样分析了,但二代是同意我的),三代不能顾得上自己,而前一代又不为保证,坎就在三四代了,同时我们又可以再引出一个负前代,这是爷爷的爸爸之前的代,爷爷毕竟要受他爸爸的影响,但他们的老年生活在新时代,这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题.
爷爷代毕竟在老年期步入了新时代,这些人中老一些的人的思想无法改变了,他们可以满足于一件中山装,满足于稀饭,满足于在车来车往的公路边的田地里独自默默耕田,动作缓慢连头都不抬一下,还要在头上裹上白毛巾,他们于社会已经无大用处,只是一个累赘的充满污渍的边角,在沿海附近这些人刚已经绝迹,但往西部却可以把年头向更前推进,以至于到了西部纵深时又出现负前代的人,而且把交通比作山脉,这些现象还随海拔山势呈现年数增加的趋向(学地理的人应该很容易想象得这种分析),这不是我胡言,我到过一些远离交通路线的村庄,那里的人的蒙昧程度比离交通线近些的要更甚一些,而且山区还在用犁耕地,物质上还落后,交通往往可以预示思想,忘记说了,从开国起,我们的时代的前进并不手政治的敦促,我们只可以谈政治的压迫力而不能谈敦促力,这是马克思过于乐观的地方,而时代的前进在于科技不可抵挡的渗透力,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物质说法很走神,第一代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受政治折磨,但精神上进上仍是继前而不受政治干扰,第二代人第三代人是突然遭受到政治胁迫并要对它加以理解的,这在他们的上进上扯了他们一把,有利有弊,在新潮的个人幸福理解上是有很大限制的,人们一开始受政治干扰,这就开始出现时代的坎了,这是我包含了形上的督促在具体问题上的想象,大家可以从中深究,又可以说人们在田野梦游时被骑士挥杀时对于整体的认知来说只是一种现象而非限制(比如历史现在在有个人探究力看来往往呈现现象的状态而非指示的状态),但认知在清醒到要认识骑士武器和他本身时,那些肆无忌惮的挥杀就有限制了(这是我对人类社会的认知方式的比喻,里面也含有一些人类分化的理解),现在把话说回来,年轻一些的第一代是表观上与老些的第一代无大区别,但思想开放些的一代,我爷爷是其中之一,他学会了卖酱油和咸菜,这一点大家不必找我来责问探究,再后面一些人脱去了头上的头巾,但仍穿中山装,铺蓝色的被单,刮头,用大碗吃饭,一群人排成一排在太阳下精神奕奕地晒着,这是我小时候的事,现在所剩不多的这些人正在已经不大理解他们想要理解的古传统的死的情况下孤独地一个个死去.
现在年轻一些的老头大部分都2B(当然,我想懂这句话的年轻老头不会怪我,这句话也不是在说他们),然后引到爸爸辈,这代人在他们以为合理的经济下按照自己潜意识里默认的贵贱贫富分化安然了,但这代人是不明世理的,在三代看来他们只是会拼力挣钱而已,根本没有可共谈的地方,毕竟这两代是精神上的坎,说一句话都显多事,爸爸辈的人中妇女安于家庭,男人安于家庭和妇女,他们多是安和之辈,只是在世人所以为的代沟问题上表现迟钝和坚实而已,我想第三代即使对他们生气和厌烦,说他们没思想,也不必去抱怨他们暴强,但说到了"多是安和之辈"那剩下还有少数,这些人进入了城市和官僚机构,大脑无知,行为强暴,态度愚蛮,多是猥亵之徒,而且不自知,多压迫,在性上放荡无边,在食上铺张挑拣而且海量,这是父字辈的分化特征,两个极,这在行为上也传递给了第三代,但思想上并不完全传递,要不然我说人的成熟长大是一种堕落和蜕变嘛,说的就是他们在接受父字辈产业时心理上的退化,父字辈的那些猥亵之徒对后人的影响更甚,至今他们仍把握着阶级的上层,而第三代暂时为劳动阶层,他们把第三代培养成了劳动的形态,其方式是通过教育,教育把第三代和第二代较彻底地隔开了,并培养他们成为劳力,其间有些人可以接受高教育,他们在向上长大的过程里,在生产中自由选择里趋向高社会高阶层,即猥亵一族,而中途在初中或小学辍学的人则会接受安和父辈的传统,这构成了现在社会正在进行的轮换,从这里讲,社会缺憾司是在向机构化迈进,由于三代的接手,那些二代创造的离奇的贵贱分化终应该被消灭,正是它限制了现代社会的进程,社会总是被老限制着,这也由于管事的人大都是没潜力的老头导致,统治阶级年龄老阶段也陈旧,然后讲一些三代具体的迷茫,二代坚实的头脑潜意识里定下来的分化(多由政治引起),是不得全面的改观的,而三代却在行为里敏感到了它的不合理并有寻找具体解脱方式的趋向(我没说思想里面而说行为里面,他们思想里没具体东西,行为往往无意识),二代会谈论让三代找工作娶媳妇安稳下来继续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但三代想的是纷杂的社会贫富的分化(70后）和一些个人幸福(80后重视)以及玩乐(90后的表现,这里面明显受到了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促使,在80后前提上被压制变态了一些,而且具体上他们也要分为受教育者和不受教育者),由此你可以去料想这两代在思维上的差异,第三代会想考驾照里的路子和黑暗官僚的贪污共产主义的好爱国部队里的黑暗钱在具体事例上的用处谈到共产党不好也不多加反对自己跃跃欲试地想要学会掌握和超越社会法则.
在上段中我说了"我没说思想里面而说行为里面",这主要是因为教育的原因,三代将是政治奴隶,他们有这一代的教育特征,而二代人明知道社会与共产党的政治无大关,三代里的学生却以为马克思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即政治能诠释一切(其实应该说教育能诠释一切才对),物质的力量是不能抵挡的,70后多一些社会混混类人物,无业青年是他们的特征之一,80后重一些心理,但可以从85分开,前面的人多暴戾,没耐心,属现在典型的丧心病狂型,而且他们控制了新文学,文学也有他们暴戾没耐心的特性,85后是一些温和派,他们希求个人幸福,90后少教育者多为看重玩乐和争执,多教育者就是温和派了,10后会多一些有主见和实施方略的人,99后是三四代之间的人中的老者,10后为三四代之间的比较年轻者,这些有主见者杀受强化政治奴化教育的话可为新时代的改翻者(现在教育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争执内容,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士应该注意争取这一方面的自由),三代则为他们做了社会上的保障,虽然三代做了奴隶,但其中的纯粹政治奴隶和一些看不开的非知识分子只会起到世界上近代各个思想时代斗争都普遍存在的顽固思想的作用,他们是斗争中的反方,即阻力,新时代正是要针对这些人展开,如果要早一些,就要牵涉第二代(如果我估计的太慢的话,可能第二代可以成为一半的攻击对象),以前政治把坎埋没了,现在这个坎在我看来是埋不住的,这仍不特殊,历史上时代的交替正是通过累积至斗争而阶段性地前进的.
现在该说什么了?以上的话已经出我本意地在社会调查之外了,现在应该填一下表格了,填表格的事应该交给社会精英,他们不久就会被社会认识到,并积累至达成一个阶层,产生交流,能达成新社会构建的章程(昨天看到一个预备做公约社会的人,已经把他加成好友了).
理论上要分析社会思想形态,但我已经把握不住它了,现在从第二代谈到具体事物.
现在二代是一个劳苦型集体,他们为工作而忙碌,这在农村表现明显,除了工作外,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切个人化的社会型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工伤责任,法律,活动场地,思想交流设施等一切东西,社会曾为满足他们而宣扬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城市里事实过社会化的小改革,改善了公共设施,而其后又由于社会反响注意到了农村,可捡起来的却是复古的一套,好象只是为了让他们闭嘴,主要是先为了压制三代复了古文化,前些年还着重宣扬了原本罪恶的孔子,给我留下了伤疤,给二代送出了秧歌,鼓乐器,山歌,下乡,东北二人转,又宣扬垃圾长相声,但这一套套的俗玩意明显不合时宜(其实还是不想大改根本的政治),而且有了限制,在常识戏曲的初期,戏曲就宣告失败了(那些神智不清的享乐阶级没认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古文化复活了,奥运会上又傻冒地把它和一些类似的东西搬到台上),二代人明显处于一种没信仰但安分的状态(他们的人之初的一些生理功能已经在特殊的压制下变没了,这导致了他们安分的无信仰状态,各个不同的集体都有具体的生理差异),曾经宗教也想尝试着介入社会,其中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先,但它们只是热闹了一阵子,我们村子有两个教堂,但村民在一时趋向它们后因为感觉它们缺少实际用处而放弃了,其中具体的过程不谈了,国家宣扬古佛教,但无疑仍是失败了,目前实际上支撑三代的作用的是马克思教,暂时不提,二代是很难相信马克思教以之为信仰的,而且他们在信封建迷信比如鬼神和玉皇大帝土地爷的好似后被宣告为不准,从此缺少了稳定的信仰,但他们确实有信仰,比如电视机,除了电视机,他们在不断的摸索当中,现在又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特殊信仰,这是信仰,又是娱乐,又是文化交流,成了这个无药可救的二代集体里集体的趋向,那就是打麻将,这个不是赌博,那样说太严重了,现在在曾经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狂赌及其镇压后,打麻将便成了一种庸昧且被社会承认的全民信仰,二代为此乐此不疲,虽说当然有不识时务者为之大赌,但那不全民,在二代的关系里,随着改革开放时人们关系的远进动荡,邻里亲戚之间关系现在已经比较平稳了,平稳地无奇可谈,农村的状态是二代的顽固里夹了些新近成长起来有了些地位的三代的快乐,倒也没有太大起伏,过年在和二代喝酒中,我回忆已往,发觉二代一直是对政治抱有热情的,以前不敢大谈,现在稍放开了一些,而且对于政治的理解,他们往往比三代中的受教育者更为准确和大度,完全没有三代的幼稚和敌友低级的判断和神经兮兮,正是从他们嘴里我听到了"60年一个坎",但他们还是比较安和的,知道政治根本上有缺陷却布感谈地更甚,而且他们本身就没有往过甚里谈的能力,他们知道缺陷,但对于修补完全没有方法,还有,我这是说开明的农村二代,而在认知远超过二代的人看来,仍可以称农村处于蒙昧状态,但做事务必不要太小觑其能力,喊口号~很多事他们仍是会支持的,每个时候都要注意人民的属性.
说到三代,仍可以用蒙昧来形容,这句话可以直接说,因为只有远超过三代的那些人可以对他们有观点,蒙昧便是观点之一,教育是促成他们蒙昧的重要因素,虽说同时教育也避免了他们受二代牵累,三代处于一种所有的缺失状态,从这方面讲他们又算是道德缺失,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即他们没有道德,没有生命观,没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但却又处于对它们的渴望中,因此表现出一种缺失态,这种缺失在信仰方面特殊一些,依照教育,他们是要信仰马克思和政治以及经济,但这些明显构不成对他们的束缚,按照情势,这种信仰迟早会被打破,然而没有新信仰导致了他们处在这种弥留状态,正像半死不活,这是三代的精神状态,而谈行为,70后在80后和二代的夹缝里现在在社会上有了一些自己的信仰,比如还是信一下二代的强暴者,还有工作和金钱,80后的年轻者仍是在用心情诠释着生活,有人撒播希望,有人撒播暴戾和厌烦,习惯用文字而非文学,温和派和暴戾派已经成了风景,而有志的人已经备受政治的压迫,已图革新,他们看重各项自由,迫切的有言论自由,已经提出的有开报禁和网禁,感觉无望的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自由主义不能让人探讨,很多人呈现了堕落态,蒙昧的人多于看重一些物质上的享乐,上网,想着挣钱,缺少信仰,不依赖科学和自由,乐趣多在性山,与淫荡的二代官僚比起来处于一种意淫状态,这是广义的说法(由于涉及社会精力问题,所以这也可列出来作为一方面),80后已经感觉身处世界的狭促,90后的人还没上大学,被教育灌输一些积极,还有天真的希望,以后会有很堕落的样式和更激愤的样式,而不上学的人里,85后继承上辈的沉稳,85前仍暴戾,也已经定型,90后则处于杂乱的学习状态,小孩在义务教育里安稳了一些,初中辍学的孩子正在快乐地想着挣钱,整日炫耀着手机.
正确的社会前进状态应该是放松读思想的压制,让高智慧的人多创造新文化因素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
现在分析阶级分化,思想界仍要用那句话,即下苦中乱上淫荡,分化的两端走向极端,而中层却很无力,但时代总应该从中层做起,目前中层正在积攒力量,这些中层为各类希冀民主人权的人士,教育界里的人正越来越不满于教育,若要改翻,教育是一个突破口(这样说话仍是太乐观,或学写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心思过于放开了),两个极端里,下层的农民矿工这两个社会生产的根本着眼点正在多受压迫,上层构建里正在加强集权,他们有雄厚的经济作保障,其中关系多为各类中国特色的关系网络,已成的稳固阶级为官僚阶级,其它多为其附属机构,军队和企业多归党管,上党的工具和饭碗,里面重于金钱交易,玩权现象时时会出现,国家形成稳固的托拉斯集团,但若想攻破它,必须为后面的发展情况提出设想,调节好利益分配问题,这会上棘手的问题,人权和民主极度缺失,但是却是联合自由来创新的两个工具,官僚阶级集团的本性要从开国前谈起,她是一种杂乱的小民心思,统治者属性不善,国家一度退化,至今已经面临边缘了,至于对社会的要求,这一点社会已有广泛的呼吁,但由于利益问题而被坚决打击,这一点不谈了.
官僚阶级是最大的问题,其次还要考虑应该如何应对资本派和其他派别,国家宜机构分化,宪政要改,这些也不提了,这些是精英的事.
目前教育的内容完全不对,教育方式和社会利益分配以及职位任命完全不合理,人才多被埋没,社会思想混乱,科技发展的指向不对,价值观被政治压歪了,正统上思想是荒废状态的,城乡分化加剧,这也是人权和民主缺失的表现,反过来会刺激社会文明的神经,社会沦为钱和权的游乐专区,农村遭受政治官僚和资本家的剥削,经济调控极端失衡,而且统治者脑子缺失,已经没有解决它们的办法了~我不知道自己说这些现象有什么意义,我困了,脑子不清楚,想不动了.
农村规划不合理,农村呈任其发展的状态,国家已经因为终身利益获取的原因而根据条件把它归入了经济网,从里面进行盘剥,而这也反映了工农搭配和开采以及种植的不合理,接到了断子绝孙的发展路,以及环境和经济的问题,政府卖国现象严重,除供给盘剥外,农村的建筑也多抢占农田,我们村已经比30年前扩大了4倍,这有是由于农业收入调剂不当和政策没针对而且不落实有关,第三产业仍重于从经济网里盘剥,没有好的竞争机制,好吃懒做,,导致工农低落,实际上由于泡沫经济,我国没有发展成为工业成熟国,以前的浮夸和共产党的想象力导致的人心懒惰和迷茫于事情没有好处.村子里人口并没有多增加,原来的旧房子只是遭到了遗弃,村子外面的田地被用来建造房屋,规划没有章法,村子边缘是新房子,村子中心为废弃的旧房子,成为空心村,农村里有很多都在朝空心村发展,私人企业发展了一些,只是因为国家托拉斯同意了少对其进行盘剥(估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国家放松了对私人企业的压制,那时候县里盛行私立中学,我在的学校里经常会有县里的人来学校视察,校长专门从村子里高薪雇佣了几个能喝酒的人来陪这些视察的人,经常给他们一些钱我听到过他们喝酒时高声喊的"够哥们"等高明词汇),但工人的收入仍是很少,人们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工资也很少,经济网没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说白了经济网是官僚阶级放出去搜捕钱财的网,人们很多过年也要在外面工作,在使人忙碌上经济网确实有作用,现在节假日都已经不算数了,人们也多自己找一些事做,年轻人多出去干活,我们那里多到城市去工作,这样的劳动情态必将会在思想里产生影响,或许是积极的影响,因为二三代会隔地更恰当一些,农村像发达经济下宋末的城市一样,资本萌芽缓慢.
太困了,写不出什么东西了,醒了再写最后一个话题.
现在继续写,交通不便的农村仍处于旧时代,人的思想古朴,交通便利的农村的人多向往城市,妇女到城市去买一次东西会很高兴,而合理的人在思想上也想从城市学一些东西,学的原先是奸诈和暴戾,现在不知道新的动向是什么.
城市的人的精神处于一种弥留状态,封闭处的学校每个都不一样,实际上由于班级的分化,重点非重点,学校里也有思想不同的分化,人们接受信息和理解的方式也不同,暴戾也是一种重要的现象,尤其在大一些的人那里更是这样.
文娱界里,资本垒起来的歌影界里的人大多数很无知,他们出身于名贵家庭,是有钱人的子女,从小奢侈娇惯,靠资本关系买成明星,依靠社会文化路径来造成在年轻人里的知名,他们只是构成新一代没办法挑剔的部分信仰,与农民联系紧一些的那些相声小品演员早已经厌烦了自己汲汲的无聊,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声很没意义,牛Q迷上了暴戾阶层想去当官,郭D抱怨观众没文化(机器人物语这个小品里说明白了),陈PS也不大理会观众了,曾经相声界里的人很积极地反映官僚无节制的生活,但人民并不理解,而且舆论归共产党管理,物质和思想都被封闭住了,国家更像是警察国家,这些人便都厌倦了,联欢晚会没有了深刻度,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前面走的人对社会都有厌倦,还有更广大的人民停滞不前并且牵制着社会,文学在压制中已经没有办法前进了,言论禁地太严,把思想往爆发处逼迫,几乎新文学必定要触到政治,可新文学因此必定要被封杀,在新一代里,香港一些明星粗制滥造的廉价影片专往大陆上卖,内容低级乏味,性的调侃以为很浓,似乎只为博得新一代无知的笑,以此来完成自己一次性的谋利,这也是新一代信仰缺失的表现,文化界二代坚实无知的人和新一代几乎格格不入,二代的老顽固牵制了文化发展.
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在发展,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其中以北京最为有代表性,税务都交给北京管理,京官多为自己着想,努力改善北京状况,从潜意识里修改政策,拉大了不合理的分化,城市对农村在经济上进行了盘剥,钱却不知道去了哪里,多为养活了日渐庞大的官僚机构部门,托拉斯正在扩大自身,这造成的是自身蜕化,原本想在这里插两个文章,一个是写中国几十年都经历了什么,还是不写了吧,另一个是中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是找不到那个文章了.有志人应该研究一下官僚系统和税务系统的弊端.
无论教育还是贫富分化还是建设还是机构都不合理,国家要学习资本主义却又学地不伦不类,这是因为封建和资本结合的原因,似乎是封建强奸资本,资本和封建一起强奸人民一样,以前国家迅速发展,树立起了电线杆,铺了铁路,建立了工厂,社会水手建立了这些基础建设,现在的水手用不到实处,只是在原先的基础建设上换一下电线,给火车提一下速度,而实际应该做的是发展整体,其实从政治上,江这代很无能,现在的胡这代很暴戾,他们的策略只是在沿袭旧制度下顾及自己,把钱当自己的,用钱养一些五毛汉奸来监视和打击人民,政府分化问题很大,政府膨胀里已经没有了潜力,如古代大多数朝代一样.
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
这要追溯久远的年代,在苏格拉底时代人们是蒙昧不开化的,物质局限着人类,社会分化和战争看似没有太大的必要,这时候一些思想家的名字便因为接着的后来人的需求而留了下来,然而从这之后一直到现在,人类一直处于由蒙昧到开明的过程里,思想自然要在其中普及,其中成功的人的名字被留了下来,不成功的被埋没,这时候蒙昧的人信仰了造出来的宗教,安稳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压制性的,它力图保住由物质带来的日渐繁杂的分化问题,新旧分化的需求产生了不得已的动乱,表现在表观,这会产生斗争和战争,这个是多样化的,一些人可以在新旧交替中普及一些思想,厉害的人可以修改政治,态度偏执的人可以用战争来把自己塑造成伟人,在中国以外,这些偏执的伟人多是战争能手,而在政治方面很开放,因此在思想上他们的战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历史似乎正是由他们开创的,因为一恢复平静,一切都将表现出死寂的状态,人民只是属于从属的地位,只是工具,而且从当时和现今来看,人们一直是对人民持蔑视态度而对伟人持崇尚态度,他们时常会认为蒙昧的人民会破坏伟人的计划,把社会带回古旧,拿破仑时代西班牙起义被明知人瞧不起,而不管拿破仑个人品质如何以及战争企图是什么,还有很多人是会去崇拜他的,而我也认为希特勒在很大程度山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纵观历史,搞理论的人并不少,然而战争人物却在肤浅的人群里看来吃香了,我想这也在于时代太平凡和罪恶,而不羁的人的呼声和需求相对很高,理论相对并不被人认为比战争来地有更大的用处,世界需要偏执的人,人们在压制中急于表现,时到如今,我便认为一个拿破仑或者希特勒可以拯救中国,现在的国家集权正好也可以被他们直接拿来用,他们比社会的婆婆妈妈要干脆地多,但这样的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何况中国在毁杀一切人才,这两个人恐怕在关系网里也要被闷死,要靠人民自己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又太难了,力量难以集中,出路还须探究.
不过世界现今的总体趋向是民主人权,可能公约会有很大作用,这与独权有悖,而民主人权也适用于发展,它里面也有公平公正的说法政治将在世界上淡去,科技和文化将成为新的分化内容要求,这就需要和平,世界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人民已经由蒙昧走向大致开化,拿破仑的作用会因此而削减,如果有这样的人,世界会有灾难,聪明的拿破仑会选择用对外来促成自身裂解并重新构建,向南攻那些还处于更蒙昧的民族.

漫想中国民主

2008-12-26T21:32:00.001-08:00

中国现在的文化阶层可谓庞杂和混乱，在政治做主所谓“调控”下，情况更像目光短浅的无头苍蝇（不必仔细分析这句话），人们各自为战不成体统，相互之间满是漫骂和鄙视，在相互诋毁里自己又找不到头绪，然综其全局，却没有试图把握永恒道理的人，人们并没有在追求知识的上进，作为目光深远的思想家的人似乎没能够出现，这大致出于混帐政治领导下的混乱社会情境对人的身心的压制，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神州大地上充满了多少的哀冤悲鸣，如此众多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却只是在相互挤压里悲鸣而不去追求真知，这是何等让人诧异的事情呀！在这众多的怒怨哀痛中，几乎样样都让人伤神和感觉封闭，但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让人头脑发空的号召，既然让人头脑发空，那它毕竟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让集体的思想多一些空闲，但在对这些号召的追求中，由于根本就没有头绪，人们便不是遇到了庞杂现实的堵塞，便是转而从自身的哀伤的缺陷去看待这件事情，从而更加愤恨和哀伤，这些号召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只是精英们的愿望，更大的能够包容更多意识的号召，在我看来，就是民主了。
虽然有了这些号召，但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缺乏知识和实践的，欠缺这两样东西，你很难去触动整个社会，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号召及其知识，然而到了具体针对事实的时候，却需要独立于混乱局势之外的头脑敏捷的实践型的思想家甚至只是实践家，比如现在有号召民法改革的，有号召教育改革的，有号召出版自由的，有号召改制更加开放的，也有号召民主的，然而矛盾是多样的而且相互牵扯，号召民法改革的遇到了政治机构分化和专权的阻挡，号召教育改革的撞上了政治枪口，号召出版自由的抵住了官僚情绪，改制更加开放的号召遇上了机构的愚顽不灵，号召民主的栽到了天空上面~~~敏捷的人总能够从中找出总的趋势而较轻松地梳理之，意识到各种意识矛盾的重要性就如同古代战斗前的征兆一样重要（人们会因对这些事情的难以把握但同时感到了它的意义的重大而感觉神圣地杜撰出了迷信。
我本来是想阐述民主而不是想讲这方面的限制的，那中间插一段，从上面看，在中国政治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但在我看来，解决的方案没有确定时也是“难以”触动原有结构的（当然，这不是说确实的不能触动，我说的是找出一套确实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事实上很多事都是在触动里逐渐找到解决方法的），毕竟我们是要找出一套确实能完善解决原有问题的方案，除非政治的压迫足以使平民造反，如果之前替换准备没有弄好，这样的结果往往成了暂时的无政府，接着就是强权政治自然遵循了旧体制吧，孙中山没有找到一套切实的行为方略，中国近代便有着一条这样行事的痕迹，在这种余患并未在后来时代的人心里完全地消除之前，人们是不敢轻易再次进入类似的状态的，而更趋向安定的生活，中国历来就是循着这样的一条规律去循环的，人们在政治上缺乏意识也即“民主”，开国者的强权安逸感便使他们建立了一套较适合中国地理和人的意识的政治系统，人们走向安定后较容易安定于生产，由于前面的战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需要比较稳固的政治系统的保障才可延续，大朝代与小朝代的不同也在于此），这种状态使社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盛世，之后人之不循善的本性使人之间产生意识分歧，安逸放荡的心思的矛盾凸显，危机感的消失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烦躁焦虑的情绪，统治者则把维护统治镇压民意作为自己至上的唯一的原则，如此意识败坏生产后的再加上饥荒促使民众的不得已，强盗行为以及接着的战事就很容易发生（马克思的机械理论很难顾到实际的内容），从这种中国的循环讲，中国近代的事情有些乱，因为遭到了外国的入侵，但从古来的历史讲，我不能说咱敬爱的党建立的这个新中国是一个大朝代，在开国之初，人们的安定心并没有被提上来，而由美俄的影响，倒是人心惶惶（主要是开国者心慌），然后又没有安定的长期的生产计划，土地分了又合，合了又分，似乎找不到主子，又搞了大跃进，人们安定不下来，接着是改革开放，在这一切过程中人们一直疲惫劳碌着却没有主心，从内容上讲，中国似乎想要摆脱古来的大国小农的生活状态，而从这里讲，中国现在的社会上争吵的思想都是古旧历史以外的新的思想矛盾的争吵，没有旧可以依靠，是需要自主开拓的，但中国的骨架仍旧是古来的骨架，民众仍旧承袭古来的体貌和习俗，是最尚古的，在这个基础上近代的一些管理者的改革都显得捉襟见肘，先不管其破烂的效果如何，他们却是真真的实践者，别的绝大部分管理者却是无为的放荡者，马克思的理论或许在西方有效，但在中国除了一些知识倾诉外而没有实践指导意义，他的一党执政的理论迎合了中国古来的帝王家政治（封建国家更容易接收他的理论），却限制了中国长足的发展，导致了一些奇异的非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其中很多都是绕了弯子的，再说中国的社会中的中国朝代内容，这分思想教育，政治和经济，现在的思想就教育在寻依靠，人是需要信仰的，这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共同需求，马克思排除了一切宗教，这在中国后来被人发觉不合适，中国现在正处于对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的遗骨的挖掘中，遗憾里又寻找其它古思想，其出发前提仍旧是稳固政治，这与民主是无关的，相反，为了稳固政治还强化了政治奴化教育，大力压制新文化，从这些方面讲，中国的管理者确实是相当无能，人才也不能得到发挥，人们在综合的发展上的意识很差，马克思的功利色彩在宣传扩大后助长了这份习气，在政治方面，人们仍旧认识不到专权独裁的危害，党控制言论和军队，具有浓烈的封建意味和习气，管理机制又趋于党羽和权贵化，权利滥用，当今的人民仍旧可以用“贱民”来形容或者定义，这完全不是在说气话，在经济方面，所谓的宏观调控渗透了权贵和无知的分子，只看GDP的发展的管理方式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套，社会的真正发展依靠的是科技，科技促成的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升，提高劳动效率和对资源的利用律，使人们多出空余时间来分配生产和从事文化活动，然而中国却是依靠破坏环境滥采滥伐来扩大产品产量的，科技的发展只是增大开采的力度，科技发展很不准确，这是败坏而非发展，社会的构建仍旧是依靠从农民和工人那里剥削剩余价值而实现的，这种情形还愈演愈烈，国家依旧是小农经济形式，这是由生产分配形式决定的，即使号召过种植区域化，但只是想在表面与大规模生产类似，但根子完全不在这里，而在分配管理上，在实际的后果里这只是把农民拉进经济网来剥削，农民像土地劳工，仍旧是经济上的封建，而如果不是这样的剥削的话，物价将会低很多，相比起来粮食的价格也就算是升上去了（很多人为粮食的低价格导致的社会情境发愁然而觉得又不能太升粮食价格，关键在于庞大的社会无用机构把别的商品的价格弄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会提高而且是在农业生产水平上的提高，不会对矿藏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同时矿藏的价格也会提升（那么问题就在于社会无用的消耗问题了，这是科技损耗和生产与分配的综合问题），其实由不准确的科技指向，社会大构架只是盘踞在农工上面吃，其效用远远被说大了，社会的效率很低，那个食物与整体消费水平比值反映经济先进程度的说法完全不适合中国宏观调控下扭曲的经济，只会从表象败坏内容，从封建相似上说，统治者曾为了不至于国家粮仓里生出一串串老鼠，国库里挂钱的绳子烂掉，于是号召消费，同时国有资产成为官僚阶级的金库，这些类的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分配完全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只是增强了骄奢淫逸和官僚权贵，这样的浪费是巨大的，十件棉衫换一个毛衫，十个毛衫换成一个绒衫，这种浪费在社会建筑也显露了出来，城市路旁大量的土地被建造为比如大酒店之类的建筑而只为少数人服务，而且是用来奢侈的服务而不是生产需要的程序，社会效率处于很低下的状态，大力发展汽车业或者名牌的蠢想法仍旧延续了大跃进的思路，只是导致了更多的分配不合理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发展不合理和全面，这远不是发达社会下应有的社会效率，农村建设更显出颓败，在中国未达到朝代盛期时颓败已经显露了太多，少数的管理者似乎也在努力，他们提出了很多让人惊异的想法，比如灭绝人性的人性化管理之类的很多东西吧，但当朝代中期泡末经济被消耗尽时，后果就非常不好了，明白人应该会知道应该尽可能去阻止这样的经济发展泡末，这些是断子绝孙和危险的，然而这牵涉的东西仍旧很多。
中国对待各种新事物的理念还处在多处空白当中，西方的那些先进的理念并不是能拿来直接套用的，关键的除了实践问题外，仍旧是庞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人口问题，中国近代发展的缓慢反映的迟钝也多是由此引起的，而在纷争中党内的多数组成成员便成了蛀虫，社会的选拔机制完全是土匪争抢形式的，在这里点明，我是站在极不同意这帮土匪的这一面的，然而不得不说党的反应是比较快的，他们提出过三个代表四项原则，还有毛邓理论（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理论，没读过），搞出了科教兴国的奇想悟出了与时惧进的感念，又想出了奔小康的妙招，提出了先进性教育，凑出了和谐社会的打算，对于此我是有体验的，高四时我在对社会的分析中想出了“和谐社会”这个词汇，党在两个月内马上就普遍提出了这个想法（我简直惊异了，它怎么敢直接这么说出来），它是很努力的，只是没有办法实践，脑子也显笨，而那些与党对立的人呢？他们除了骂以外就是号召“民主”（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提出了意识上的口号或者说知识），其实他们也没具体办法实践“民主”，中国处在未开发状态，在不发展综合意识形态时，一些事情只是希望和提口号，或许谁执政也会这样，包括那些呐喊着的精英，当然，我不否认党的行为实际上显地过于愚蠢了，奔小康奔出了贫富差和毁坏的环境，科教兴国兴出了政治奴化教育，与时惧进只加了自己的盲目蛮横和放荡，和谐社会把人的言论和谐掉了，毛祖邓宗的遗训也不去破除，我并不愿意指责当朝者，但不得不说那16个荣耻的提出明显表露出他们已经没有头绪了，而过于维护专权和防民之口以及内部渣滓的胡作非为理所应当为他们树敌众多。
在我看来时代有其合理性，虽然有这些恶劣的事情，但多党并没有建立起来，这种状况除了被压制外我却也看出了其中有一些人们对新党的不信任，人们仍害怕多出一个皇帝或者做很多无用功或者多出他们不信任的杂乱，在我看来，每个党都是劣迹斑斑的，事物最终的发展却是大情态下造成的一系列偶然和碰巧，人们的各种情态都是合理和必要的然而又是大脑不全和虚幻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没有具体安插多党执政的守则和说明书。
而人们中间那些对言论和自由的恐惧和自身的懦弱和奸诈以及对言论和教育产生极大限制的威胁性的政策才是打击旧的出发点，两者还要协调打击，也要专业地去打击而不是横加指责，方法自然多种多样，但先要意识到这些状况，意识的重要性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以前说的够多了。
那么下面来谈民主，这个词汇是综合而抽象的，甚至在如今有些不切实际的意思，但它是被提出来的，那民主这个词汇从哪里来呢？在我看来是从初二的政治课本上来的，上面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而西方很不民主，到高三时听到一次有关选举的闹剧后班里人直想发笑，然而在这个时候才明白民主和选举有很重要的关系，不是光说一说就行的，再看看不同的人，民主对小孩子有什么用呢？现在的小孩子在大人看管下能吃好长好就非常好了，道理上他们需要一些管理，搞民主，他们不会表示出支持的意思，对中学生来说，认识社会追求知识是他们的首要生活方式，他们甚至愿意为此而随波逐流，那些走出中学的大学生中愤恨者往往是在生活和理想上受到了压制，而不是在民主上受到了压制，问一问愤恨的大学生，他们往往对民主表示一头雾水，再大一些的人里往往是对周围受苦人的麻木拘谨和对作恶人的专横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而在相互交流里意识到了维护权益似的“民主”，具体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他们往往也不大清楚，再问问他们如何实践民主，他们的回答也不切实际，对农民来说，打工挣钱耕地忙家务管理好衣食住行就是生活的全部了，结婚是大喜的日子，偶尔吃顿酒宴或者上一次城买些东西就是好的消遣，生活就是照顾家人和乐呵呵地看看电视，没事去邻居家转悠转悠说说闲话，民主对他们何加焉（他们不好被劝也太容易被劝，意识本没有深度，在长久的民主里不能短浅说明来达到）？精英里一致认可的民主到这里竟行不通了，甚至有些不务正业的意思，诚然，那些受迫的农民工和矿工可以多出一些耐心去信民主一类的号召，但这就是社会问题了，在不被教导偏激时他们更愿意去揍老板或者砸玻璃，你当然可以用卡尔马克思去梳理领导他们，这是先驱的偏好问题了。
曾经的反右，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生育已经对农民施足了压迫，但只要不过那些被迫的限制，他们竟也没有造反，当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些原因里一些非人为的或者非压迫的因素，那么民主这个预备广泛称雄的词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首先是对政治的不信任，我向来认为政治是一件肮脏的勾当，它的目光短浅而注重压迫，管理者的智商大多时候让人汗颜，我曾说过政治放松一点压迫，时代就多一些发展，政治过多地搀和事物只会把事情搞坏，而在当今中国，这个矛盾尤其明显，国有资产是官有资产，国家是官僚阶级统治的工具，党玩弄着言论，把着军队，有耍人民的意思，而中国社会中向来无非是政治和人民两种事物，我们不能指望古代那些人民控制社会（其具体原因我还分析不出来，大致是人民内部不相互同情，麻木意识不统一，没有契约观念而多破坏的原因），而到了如今，为了对抗破败的政治，把民主提上议程在中国确实只算作一件新鲜的事，人民的属性够上够不上民主还须另外讨论，而关键是要提高或者说改变人民的属性。
那么民主是不是一种先进呢？我认为是，中国的古代帝王世家里没有民主的说法他们像是生活的动物群体，而民主这个词汇包含的广大的社会意义就太多了，它包括科技的进步，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等自由的意识，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和对一定人生世界观和政治知识的把握，对教育的专业和认真，对民权的看重，对契约和公平观念的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就包含民主，不管一个人的意识力怎么样，同为宇宙生活之物，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不该分高低贵贱（如果要分，那我的逻辑是可以用暴力来对抗），世界的规律并不在意人的意志，所以人怎么好分优劣？人既然想要凌驾于其它动物之上，那就应该有集体里的一些契约来平衡内部去分享自然，民主社会必须要有很强的自主协调力，要有强大的符合客观的公平和平等的观念，要以博爱和体谅作为气质，以不惧斗争作为手段，以宽容作为生活态度，这样的一个人类集体远非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所能理解的，不同的意识造就不同的动物群体，民主的群体的优势就是可以调理平衡人类之间的嫉妒心，不平心，争夺心，愤恨心，它是一个比较合乎先进人类观念的群体，较少动物的蒙昧，可以更多一些地防止内部战争以及延缓外部战争，说到此，西方的民主比如美国的民主便有一些缺陷可以明显指出来（似乎除了他们以外别处就没有民主了），就是普世价值的不足，对国家群体以外的人类的缺乏同情和科技共享（欧洲可以看作一个群体），至于其民主潜力如何，要看人类意识可集体达成的协定如何了，科学的发展让这些协定不是很稳定，人的寿命和个人发展又使集体意识产生了不平稳（马克思竟想上二日亿年的意识相持平，这只能导致集体大范围的奴化吧）。
我对民主的赞同在于它调理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人生而平等，这种做法一旦落实，有才能的人便可以发掘自己的才能，乐于追求幸福的人便可以得到一些自我实现，这种想法与我的困苦和被压制的经历有关，我从中牵引看出了时代的愤怒，有多少改翻时代的人是从被压制里变地愤怒的？他们的力量不可小看，而人是不乐于有才能的人的愤怒叠加所产生的效应的，罗素说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个人实现和政治制度上，而由两者的关系，可以知道政治制度仍旧是个人实现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应该看到每个时代里一直蕴藏的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当今中国是首要的，其实民主也是人类的高明些的道德要求。
民主是一个宏观而抽象的命题，它的凸显在于集体的一种比较大的意向，而在具体上则要百般的要求，在实践上注意的却是具体的事，民主的实现要靠多方的积累，尤其是在如今，人们尚不能正确认识很多东西，更别提夸大视野看到完善的民主了（当然，如果稍加实践，人们会马上赞同“民主”）。
要说一下我曾经的错误幻想，我认为承认对生命有着准确和宏大的领悟，以为社会是善的，以为人是明智的，教育是友好的，它的压迫只缘于我不知晓的某些人类的无奈，在看到人类的平庸前我曾用人类不能凌驾于其它动物之上来劝导自己，而且不敢相信人类的无能，我深信科学家哲学家和党已经把社会建立地很美好了，可在当今浮华虚夸相信马克思嘴里的正统和毛泽东认为的人民力量的伟大（他或许有别的意思）以及政治家鼓吹的人民专政等思想肆虐的中国，精英必须要明白平凡人的无可奈何，端正自己的心态，忍受当今中国的无知思维（其实精英们算什么呢？）思想家去努力发展思想，改革家务必认真对待具体的社会改革条例，我想要用三四代才能完成民主意识的改进，既然世界有民主趋向，而不是民主的政治又如此大地限制发展导致内乱，就不妨把民主拣过来。
西方的民主不是可以随意拣来的，我们中国人只能从自身做起，要知道民主对于我们是个新鲜玩意，而在西方却是千百年的东西，具体情境不一样，西方追求人性和平等的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断过，为此思想而丢掉性命的也有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都有很强的民主调理方面的意识，他们之后的人也难有专为帝王服务的哲学家，如果说到人的信仰需求，他们的教会甚至在一段时间有着比国王大地多的权力，中国却全然不是这个样子，自从大禹开始民主就在荒废里逐渐绝迹了，改造成的社会完全由皇帝管理，人民只处于服从地位，然而白种人何以在民主探寻上和黄种人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我想这不仅仅是基因或者相貌等原因，说到白人，我们便多指欧洲，黄种人在亚洲，非洲黑人则处在不断的迁徙当中，食物的短缺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他们难以把文明固定下来以传授给子女，同类的族群也由于隔离而难以交流，当欧洲人开拓殖民地时他们还处在原始状态，在原始状态时，人们之间的协作性较强相互的监督也必定要到位，少数人生活在一起，难有专权可言，算是民主吧（民主并不代表不蒙昧，非洲的很多非人性的惩罚实例已经说明了里面缺乏现代的道德准则），然后提出重要的环境因素，欧洲的西部风雨充足，东部也不错（关于它们的物产和环境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忘了，那是初一学的，只知道东西部是有差异的，俄罗斯和法国是很不同的），尼采提到人的堕落时说欧洲物产丰足矿藏丰富，而河流和山脉以及岛屿把人隔地比较完全，人们懒于迁徙，这在古人的长期演进中竟分化出了体貌不同的民族，与中国相比他们的文明的起步显然比较晚（当然，后来通过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地质开发，欧洲地貌导致的民族自然疆界模糊更大地促进了相互的交流，这些交流是快速强烈而引起巨大的影响的，比如政治上它就在之后快速试用了很多方法，如果没有欧洲地形，马克思的五个阶段的理论就永远找不到依据了），中国很早就有了炎黄帝和蚩尤之间的大战，中国地势平坦，之前个部落的人们易于在奔徙中相互打斗和交流，而粮食产量的不足和自然资源的分布使这种打斗和交流显地很有必要，不谈我不清楚的聪明与否，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古人是乐于动脑筋的，他们创造了很好的定居文化生活，此时西方还近乎荒夷，在黄帝统一中国后（这句话是多么没民主意识）社会的政治安排很有追究地理的必要，由国都向四周渐远的驻守明显是针对地理环境而设置的，它受到地势和土地状况的影响，这时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显露出来了，欧洲那里的民族情绪在长期的分隔后会在以后显露出巨大的作用，这恰是他们追求民主的群体关系的基础，中国虽号称多民族国家，但个族自古的交往却不甚密切，藏族人居于第三台阶，楼兰人满足于盆地的富足，匈奴虽然对汉家地百般侵扰，但由于草原实在不合住惯了平原的汉家人的脾气，所以两者在远远的对峙里竟没有融合，迁徙不适于建立固定的庞大而无用的文明，这在匈奴那里除物产之外也得到一些表现，中国往西一点，跟中亚各国隔着天山山脉往南是喜马拉雅山，东南亚多岛屿，船只建造能力限制了他们相互的交流，丛林又限制了地块上部族的交流，而中国自古以来在南部又只是荒蛮之地，在汉朝才要逐渐开发出来，即使开发以后又多是平原地貌，利于人之间的交流（东北在新中国刚成立犹成为北大荒，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也因地理而产生障碍以导致分居两地），即使如此，中国原本也没打算做什么事都要一起，夏商和周朝仍旧是诸侯分地而治，这与民族分化有相似之处，在商朝和西周时确实也因为习俗的不同而分成了民族，周朝的国人暴动赶走了周厉王，这说明当时朴素的人民确是有民主意识的，后来东周后生产发展导致了食物的不均衡，懒散导致了传统思想的冷落，诸侯和天子之间的力量对比便有了新的变化，由于政治不同，人民倾向于服侍不同的诸侯或天子，战国时国家之间仍对朝拜的礼仪有很大的注意，但这时不能把顽固的礼教归入其中，虽然东周中间有人为探询减少战争的统一政治而努力过，孔子教派确实为以后的政治统一作了稳固内容的作用，虽然礼仪在以后逐渐发展，但在这时却是很少章法的，根本没有人道主义和男女平等的以为，其实很荒乱，在各项矛盾中，爱国心必定也被各诸侯号召过，国家之间的交流需要间谍，在当时信息的获取确实非常重要，而间谍是要有效忠的心理的，但秦最终统一了中国，爱国心毕竟没有民族心那样迫切和深切关系自身利益，缺少民族信仰，爱国心就没有保障，而中国（当时中国的含义在地理上很狭窄，指中原吧）却是汉家独自的民族，统一并没有人民内部的障碍，这之后，中国便被成为“大一统”，不仅“一统”，而且“大”，这便构成了中国今后的政治局势，在政治筛选中汉朝竟然建立起了“大朝代”，它的政治一直被后来循环使用，“一统”多是对人民的监管，礼仪的发明更加重了对科学文化的探索性限制，人民裸露在平原上更容易受政治的压迫和压制，同时“大”决定了它内部矛盾的众多和难以梳理，以至很缓慢，朝代成了“大一统”，又没有太重大的外部影响（北的匈奴和南的蛮族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是欧洲平级的争战），民主在这里荒废掉了，虽然看似业绩不错，生活平稳而且发展了，但中国毕竟同时陷入了往复的齿轮里，政治限制为以务实的农耕为主而荒于玩闹的科技和学问，欧洲在汉朝时仍有很浓的荒蛮意味，我不懂那里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但看过一些以欧洲战争为题材的影片，那断然不是可以在中国发生的，或许真的是由于体质上的精力问题，欧洲南部人比较活跃，哲学家的处境比较宽松易于自主思考，注重民主，社会又对科学和哲学有特定的对待方法地理环境又隔开了民族，民族内部的人又需要较强的合作，相互的监督很强，虽然具体情况要看实际的需要而呈现不同的样子，但民主意识一直比较浓厚，希腊在较乱的相互冲撞交流（事物发展的需要）里创造了一些文明（那里的几个大文明我不记得了），而大范围内仍受地理阻隔，当波斯30万大军攻打希腊时，希腊竟然只派斯巴达的五百勇士去温泉关迎击，还立誓要打胜，而成千上万的青壮年男子正在奥斯匹亚观看奥林匹克竞赛，这种让人惊愕的情境如果没有地形造成的意识是断不会发生的，城邦间的混战产生了道义问题，物质和生产以及战争导致了战功形式的贵族，勇士精神得到发扬，然而战争没有荒废民主，城邦需要民众支持便要有民主意识，贵族分化是一些类的物质和权力分配而并不在道义上过多压制民众，即使在之后的大帝国之时，罗马帝国内部仍旧是民主形式的，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人们空闲时间的剩余，各族各邦的交流也日渐多了起来，大不列颠三个民族是后来近代民族形式的早期展现，这时的战争也颇具特色，但不能不说仍与地理有很大关系，总之各项斗争调动了人的想象力和实践力，人们的思想并不固定而不知疲倦，民族意识是由人的亲近感和切身紧迫感所造成的，更何况这不仅在习俗上，而更在体貌和语言上得到了表现，多民族导致不统一的政治和集体意识，民族内部较亲近而少压迫，缺少成型政治的压制，人的思想形态较活跃而有明显的自由的意识，对照同时期的中国人，两地人的体态相貌已因政治压迫力和斗争思想的不同而对意识有了不同的疏导限制能力，思维有了很大的不同，两种人的表情和能做出的事是断然不同的了，先进的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变地有组织，导致了一些类的民族模糊，之后由斗争欧洲的民族意识在这时重新觉醒和逐渐现代化，并由少数化的贵族相继建立国家，在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几乎欧洲民族都按具体方式分化成了比较先进形式的国家，之前由于贵贱分化，民主一直在里面有力地叫嚣，在拿破仑之前，不合理的分化导致的埋没人才和上层人的骄奢淫逸已经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拿破仑的战争便是以民主性为主题，之前百年英国已有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至尽民主的叫嚣仍然很无力，民主的意识荒废至人的生理都没这个功能了，还有就是一定的一统在中国最初是有一些有利因素的，始皇帝统一度量衡，法国大王欧洲大陆的革命也需要普及语言以促成一定的统一交流，而现今世界也要在一些事情上达到一统，这能促进整体发展），欧洲的民族主义带有民主色彩，中国也是在近代被列强侵略时才提出新鲜的民族主义，但这民族主义的衰弱可以从日本侵华战争中人们的麻木中看出来，鲁迅可是对这样的麻木深恶痛绝，而两党之争则体现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特色，两党之争以及现党在之后的管理中造成的人口减亡绝对是巨大的，中国以前不在意民族主义，在安定状况下的民族主义却被弄成爱国主义和爱党混到一起沦为了统治工具，这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极不相同的，欧洲的民族主义有具体的平等针对性，最终形成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很大程度上的平等，他们用欧元而且有多个联盟，这种国家内部和国之间的民主也是来之不易的，它经历过长时期的混乱以及拿破仑战争和一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平稳了下来，他们更关心的似乎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具体的其它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把欧洲一直的状况称为“民权”，人民享有权利，而不称其为“民主”，“民主”好象更具有美国特色，而且有重于自由稍荒于平等的意味，更不包含博爱和广大的平等，谈到“民主”，我更感觉美国是一个爆发户，此外它也有过黑白种人不平等的问题，说到南北战争里的民主问题，还是让别人去研究吧，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把这件事极度扭曲的，美国的发展也被拿哈哈镜反射给了中国可怜无知的人，造成的却只是自己文化的杂乱和有关民主的争吵，对了，说一下中国不合理的民族主义宣传和党的不自尊自爱的联合后果，那就是内部造成专权膨胀，人民伤心欲绝又信誓旦旦，党却对外谄媚把国家卖地一塌糊涂，还有，说美国是THE UNITED STATES，直译为“这个联合的国家地区”，就叫”美联国“吧，南北战争时多个州要独立出去，那这种状况就要和拿破仑时代的发展比较一下了，而不能和中国的隔江划分南北相比，即使考虑管理者精力问题，中国却不好去搞联邦制（好象有什么地方分权制，国家机构和行政分化还要自主考虑），那么现今俄罗斯人聚在东欧住，加拿大人口也就两三千万，美国又是州联邦，苏丹之类的国家就不必提了，那中国才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国，印度排老二，但这种排名不免有些深重的意思。
还有关于清末的闭关锁国，我私意认为政治教育安排到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东西对清朝的罪过的批判有些过头的意思，自古以来东西方的交流就十分困难，从效率上讲，东西方的交往并没有给东方带来太多实际的利处，那些挣回来的黄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过利益吗？而交往里最大的利处是不定从哪里带来了玉米和西瓜，从印度搞来了佛教，近处从西域弄来了葡萄就算一个收获了，中国从交往里获得利益最到的是同西藏和西域的交往，西方的文明在相互的交流里是突然快速兴盛起来的，清朝闭关这一步只是走地没水平吧？它害怕当时西方的侵略，认为自己可以自足，重视农业，如果过于夸大统治者的自得自大是不是太没水准了？其实说是闭关也不是太完全的封闭，再从时间上闭关从乾隆那里1757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三代人也不足百年，当时国内的生产也很发达了，称为“天朝”自有其道理，而西方处于混乱里，清朝不好从里面看到太多贸易对自己有利的生机，西方发展后主要在非洲美洲办殖民地做生意，到美洲只需要沿哥伦布的航线走而已，到东方（陆路要溯河而上，翻过山脉中亚和沙漠，太困难）走省力的水路要饶过好望角经过印度洋总的涉及三个大洋，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竣工比中国近代史开端晚了近三十年，总之在闭关期间交流是很困难的，中国却仍对洋人的玩意不感性趣，这由大国的意识和已有的对新文化的不解所致洋人也不会把制造技术主动传授给中国，他们只需要进行成品贸易，欧洲人是在不断的战争和灾难以及科学家文艺家和哲学家不断探索中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在拿破仑时代，在欧洲内部拿破仑也是好不容易才把民主的国家政治安置到多数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到最后自己又被不民主的集团算计了，他们尚且那么困难，中国怎么会轻易接受这些外来的遥远的东西呢？尤其中国会笑话民主政治，至今多少人仍为当初有关政治的小聪明而激起民族自豪感而兴奋，突然有一天，洋人炮轰日本，日本人觉醒了，再炮轰中国的时候，慈禧是被吓懵了吧，中国内部则乱成一团，从整体上看，中国因为太大太笨拙而不能迅速反应而崛起，其实遍观清末，原本是要如其它朝代那样没落灭亡了，但在1840年其实又来了一些振兴，民族工业产生，各种口号也被提了出来，比如那三个什么强，又派遣留学生到西洋，侯氏的制碱法也是在自己留学里尽力摸索下才被掌握，由此可见往国家安排新内容确实是不易的，当然，这也不足成为中国落后的理由，日本就迅速崛起了，不过我认为管理者面对中国这个大国确实显出了精力不足，几个皇帝也不足用昏庸来形容，光绪甚至狠心改革政治，这种狠力即使在台湾民主改革中也没有当时那样面对完全的无望，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中国没有民主意识怎么能保证君主权利不侵犯宪法呢）尚且有民间资本和民主意识的支持，大陆即使在安稳政治下至今也没有人触动政治改革，光绪的政改确实让人无语叹息，而即使如此，政治体制仍旧限制了发展，孙中山对此绝不留情（中国是不是老依靠斗争才行？庞大愚钝地难以动弹）1919年民国成立，清朝逐渐消亡，国家的改翻并没有造成国内过于重大的损失，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伤亡和生产败坏也要比这次运动大。
那么民主意识呢？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中大范围产生的，据教科书讲它的作用是宣扬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人之根本的自由和平等好象没有提出来（其实五四好象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抗政府的条文，运动时的口号 "外争主权,内诛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誓死力争" "保我主权" "勿作五分钟爱国心" "争回青岛方罢休"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中国宣告死刑了"），在中国人权一直是荒废的，在我看来，人权在社会上体现在法案上，它需要民主和自由意识在人民中间广泛的稳固才可以达到实践，五四只是在文化阶层里号召出了民主和科学，，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扩展而且尚没有内容，当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只是邓先生拿来聚拢人心为施行改革开放服务，有很大的限制而且过后就被扔了，政治仍旧是被用作管理者做事的工具而没有民主意识。
那么民主究竟爱中国占几成呢？三国时期人口只剩下了原来的百分之一，其他时代有很多死亡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平均下来每个换朝换代死亡人数都在一半以上，汉武帝是汉朝的鼎盛期还因为对匈奴的战事死掉了一半人，每个朝代都鼓励生养，但每个新朝代开始都不足原来一半的人数，这都是全民性的没有章法的动弹，谁也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中青年那个年龄段，这里多是荒乱而没有民主，我想如果发扬民主，人的寿命在中国历史上会长许多，如果这算作民主的优势，那民主的好处还需要别人依据此种道德以为去多加提出。
1936年鬼子入侵中国，这时中国做主的是两党和一些军阀，清朝并没有过多参与这件事，而中国的胜利功劳分成我不知晓，反正敬爱的党靠的是自身努力，靠的是土地改革，而不是针对资本家的资本论，不是远在天涯的马老先生呕血写了40年的大批资本社会资本垄断社会的资本论，而敬爱的党何以对清末如此痛恨？除了拿批判来号召民心以巩固自身统治外关键就在于清朝闭关锁国造成了落后了吧，（我想对于人人都有插手的老制度问题只好表示无奈而不用把它归罪清朝），当时的状况我已经说过了，那现如今中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网禁报禁不说，还要歪曲事实压制文化，反对西方一切文化，把一切外人和他们的知识树立为敌人，对压迫中国的扯淡的苏联神往（它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及中国吧），用国不国来形容过分呗（单从死亡人数上说，太平天国过去后中国少了一亿人，新中国成立后几场运动下来中国损失了6000多万，国内自己的斗争向来很凶猛呀，而政治归罪的方式却很是让人摸不到头脑）？清末在努力振兴中华，当今信息和技术能快速交流时中国却关起门子来搞奴化教育，歪曲文化，这岂不是更大的败坏更大的倒行逆施？当有人提出无政府时国家应该觉得很没有颜面才对，实际上我一直向往清末的出版自由，当时李大钊真的可以办报纸，还是在北京办的，现在人们安定下来人们一点自由也没了，清朝中后期红楼梦因为屡禁不止而不禁了，现如今中国人才的不得出头简直让人血颜了。
看看中国人的情貌吧，胆小懦弱，害怕民主，畏缩保身，没责任意识和积极心，目光短浅杂乱，心思暴戾奸诈，没信用，求知心过于放纵和本能化，不尊重知识，对真理有莫名的害怕，更厉害的是巨大的政治恐惧压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政治的腐朽侵蚀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摆地摊的穷人和乞丐都不放过，如果说当今腐朽没落的政治不能被快速解决，那类似孙中山的人就很有必要出现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了，甚至任意的战乱都会相对促成发展，而这个苗头正在演化。
说到这里，中国的民主状况和文化意识情态总体轮廓就已经显出来了，现在各种精英都在从各方面进行杂乱的探索，在一定的杂乱长进以及形成的共识下将来会形成有实践力的主线，而从我的意愿出发，以我对文化的观点和热爱来看（或许它在如今破败的中国情境与政治下还没有具体实践力），我希望的是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能够以各种方式深入民众，提倡博爱，发展科学和道德，每个人都要扩充自己的知识文化，要解放言论大力放松出版，舆论机构民产化，破除产业教育，在一定的发展后会自发过渡到政治民主改革，在这期间，是思想家和改革家发挥的时候，真正有才能的名人也要露头，而假文人则要低下头别去误导言论，当初五四运动想弄出点事也不是光宣传口号就可以的，还要宣扬有具有实际内容的思想，如今的一大缺憾就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宣扬远远不够（而且错乱而不系统，需要有人去研究并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只“拿来”是不行的还要创新）而限制了总体继续的发展（到农民中间去宣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倒是一件好笑的事，老师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说农民和工人是一体的，如果有资本家就都受资本家剥削，外国农民就受资本家剥削，大家要团结才好，结合中国实际，惊地连牙都要掉了，宣传应该注重效率和全面，一个小马克思能起什么具体作用），此外，我只是说一下抽象的意识问题，这是长远保障，而针对现今的方法，还需要头脑敏捷的人去探索，我对一切有动力和活力的活动抱有乐观态度，只要不这么死寂就好，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最后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呐！
补充：人们希望民主苛求民主，但现今的强压政治下一定的无政府思想是很必要的，人们中缺乏实践家，而实践的方式在我看来除了不断的宣传和讨论外，还要从行动上建立新的党派，新党派必须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好的先进属性也远望目光，不要压制青年建立党派的行为，此外或者再建立各种可以自主的社会团体，甚至可以以此来吸引现党成员的加入，民主社会必须要有很完善的民主社会团体的支撑，这是一个极必需的步骤，而它一定要快速兴起才行，至于现党，对它多一些宽容是可以的，但结果如何只能由它自己的属性或代理人去选择，还有就是社会团体组建的资金问题，我想这只能靠改革者自己去解决了，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时也是从各方面拉资金的，希特勒的团体的发展更不易，改革者自己随意怎么找资金吧，因自身生活要求和忙碌于社会大生产而不愿意自己白忙活的改革者我就没办法多指明道路了，这不是有责任感的改革者不如不建立，我是搞思想和科研的。
另外盗版业也要建立起来以发表有先进思想的书和刊物，只是其发行渠道有些问题，但也可适度解决。
说到中国民主，这就需要大的改进，人的价值观需要重新定位（通过放松奴化教育），自由平等观须深入（要放松言论显露知识让求知者去引导），道德观需要重新探索（需要政治管理机构的改进），人没有信仰就容易蒙昧，信仰与民主又没有抵触，而中国人在信仰方面的缺失就更表现了限制发展的蒙昧（可以在社会上宣扬科学民主，在人群里优化分配和生产，在生活工作中放松对劳动时间的剥削以达成），人与人的关系要靠改善政治来改进，我知道只有发展一些思想才可以达成政治改进，而只有政治改进才可以破除压制使全方面重新发展，每一个眼光敏捷的人都应该通过表象去看问题的实质，以寻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策略，比如放松政治奴化教育，社会的全貌就会发生改变，精英们抱怨的人们的素质低下和道德缺失到时候又有什么针对性呢？只会显露出精英们的迟钝，还可能因此扯后腿（这也是我说的二代人不可作为革新保证的原因之一，他们有康有为的业绩，但后来康有为在外国写了文章去骂先进多了的民国宪政而希望建立君主立宪），抱怨民主不等于就解决民主问题了，没有准确的洞察力是改革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如果放松教育和言论，我相信社会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们或许突然可以优化生产分配，发现重新建设社会建筑和调理各方面发展的新招数，更易于宣扬文化，接着我们突然发现可以改革政治了，精英在之前的抱怨多数都没用了，实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超前揭露一些热门不能预料的新因素，只谈只骂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眼下的实践的起步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和作用的，人们应该积极愉快满含期盼地去探索而不是意淫，关于更多的观念可以到我的博客去看，我的两本小说也要出版，哪怕有人给我盗版呢，要引起新文化但出版社因此不敢给出的书，主要是让青少年读的，内容却是整个社会。
综合欧亚民主意识的产生及不同，可以知道民主并非人之本性，实际上由群居生长机制可知奴化也是必然，民主即是抽象和庞大的，那它便架于人性之上而与人的本性无关，既然肯定它可以给中国带来好处，那这个课题还要深入研究和探讨，以至可以拿来在人群中使用，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化的信仰而又不如古来的信仰那样深入人性，所以又不可按照宗教的说明来使用，它的使用需要人群普遍的对现代科技文化只是的了解以及明白由这些知识衍生出来的世界观念和道德逻辑，然掌握知识的欲求并非大部分人的本性，我们更不能希求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人是目光短浅而注意自身得失的，人群对知识的掌握就必须依靠发达文化（依靠文化能人来建设）对人进行正确的知识灌输和引导才可以达到，以至最起码人人都可以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对“剩余食物”（看我的文章《剩余食物》，我想这比剩余价值的含义要广泛）的指手画脚，那从上面的话可以预料到，这种民主社会的上层构建并非多数人的意志趋向而是少数科学文化能人的调剂梳理所建立的，比如教育和政治机构，这非无创造力的常人所能设计，只能在之后通过教育让他们了解，那么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也必定要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由其产生的文化传播设施，着写背景是在西方长期争斗中凸显出来的，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内容也在于斗争的不同（虽说这不完全是根本的形成机制），西方的多民族斗争和团结需要以及监督机制更自然地形成了贵族阶层，在演化中这些阶层更趋向于与下层民众的分离而独成体系，相比之下东方的却只是形成了统治阶层，东方阶级的形成是人在打斗中相互牵扯和拉拢以形成的，它没有西方贵族的种种人格化的品质，西方在小族内有战争才能的人可以自然形成所谓的高贵一族，人民对这种贵族的要求是多要求他们有独特的人格比如骑士精神和卫国精神，从此甘愿养护他们，因而贵族可以和下层分离开来，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品格上都是如此，中国的大族却没有这种特性，由地理和争抢因素，好都英勇者都是缺乏对某个集体的保护力也即卫国精神的，人民也从不能寻找并拥护甚至甘于喂养某个统治阶层的（项羽在西方可以成为卫国者或者暴君，在中国却被孤立为屠戮者，而且中国对统治者品行的要求极低也要和斗争方式有关，秦末混乱中刘邦的品行极差，然不乐于他的品行而注意个人评价的黥布却是在混乱里马上被杀掉了还被指责为判断不当意气用事），而统治阶层为了自己费神地寻找民众拥护而缺少鲜明的品格，与民众交往，形成的多是奸诈暴戾的品格，战斗中也要想尽方法做一些阴谋和下流的勾当，国家平定之后又形成对人民的压制，现代化的文化自然被压制，有人也和我一样说过中国的统治者是小民意识，我还用穷苦顽劣低下来形容过统治者的意识，西方的地形和城堡（中国也在开始的长期里修筑城堡，但平原的地形多削弱了其防守的作用，因此没有在长时期里形成人的卫国精神之类的品格和国家的分化）的大力构造致使攻防形式单调化，侵略者首领容易被称为暴君，而暴君的品性在斗争中被揭露，卫国者则是高尚的代言人，待社会发展，长期内西方社会仍用这些品性来鞭策延续的贵族，上层人的品性对科学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掌管了舆论和物质分配，在西方贵族会去养某些社会中贫困的科学家哲学家，贵族对数学的巧妙很赞赏，对天文学有些好奇，养尊处优的倨傲又使他们很能从文艺和哲学里发现乐趣，社会发明又使他们感觉非常新鲜和愉快（这种科技发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找出极多这种例证，比如高斯的研究生涯，其多奠定了现今文化的早期发展），东方则开创了歌功颂德的科举制度，很多西方的哲学家会颂扬贵族，大致是因为这些贵族气质有利于人的生长，别的文化人则依赖贵族，而东方的歌功颂德却很大程度上要被称为拍马屁，这种使骨质松脆肌肉萎缩并不利于生长的意识至今深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之后贵族骄奢的思想（物质分化和战争的缺乏容易导致这些情态，民主意识在求发展里深入了）发展，科学不愿作为贵族的宠物而要去做主地发展，社会的构造由于意识作用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甚至人才也被压制，再加上科技导致的机械发展，物质力量的对比也发生改变，革命便没有松懈，少数文化能人的意志得以在争乱里显现以组织社会，这些人也得到了很大的尊重，后来慢慢形成了如今的社会状态，但我并不曾听说欧洲大力叫嚣过民主，他们的骨子里却始终有着民权的意识，民主有较稳定的历史和人文环境，不必费力去没头绪地探索，而民主的力量则要从美国的斗争和地形以及人种分化里去搜寻，我想应该是美国把“民主”这个词汇喊响亮的，但我并不知道美国的近代斗争史和文化背景，中国对这些的教化除了掩饰就是歪曲，这是没有一点好处的（美国在独立战争前的多人种使人在斗争里促进了民主意识，华盛顿不搞独权，这种开放政治促使科技文化大量发展，联邦也促成了交流和前进，使意识活跃，荒废公平也由人种鄙视等因素促成），而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必须独立去探索自己的民主，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长期的民族和地形演进中比较混杂的状况，更不能凭一概而论去照搬（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值得东方人去探究，当今中国很多人骂里面的禽兽和垃圾成分，还有很多人职责改革开放对中国道德的败坏，我想中国没有伟大和有前进指导力的文化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近代软弱唠叨的文化人多堵了政治的枪口或者不得已做了政治的帮凶），甚至开化的发展更加首当其冲，对付如今仍旧效古的统治方式，文化和意识形态更需要发展，民主则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任何一个预备政治改革的人必须认清这些东西，政改只是打破固定局限，更多的内部政策调整更需要敏锐的眼光。
人们把人类的原始时期称为人类的童年，在这之后的一些发展期，东西方人的童稚本性大致是天生而相同的（人类整体的相似性曾深深让我惊讶，幼时不曾觉察这些，但在中学我体察到了人的生理本性对人极大而一致的作用，包括各种观念和需求的相同，因此不同的人在生理调理上有多大的不同呢？恐怕其比例极少吧？如果不高看人的意识，偏激者和恭顺者从大方面来说仍旧差不太多，而正常人对颜色的感觉的同或不同至今未被科学家和哲学家探寻出来），而后来的发展是超出人的本性的具体实践内容，谈到现代的超出原始人本性的行为以至于社会构造，那现代人更是要依据意识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动物群体，其超越者只是少数求知者，要说到正统，一个宏观的哲学家是不能充分给现代社会的正义或道德属性充分定性的，这些定义只能靠片面和有时代局限的道理去进行说服，因着这句话，我可能会引起改革实践家的不满，但你们却没有看到超脱原始属性或者说时代特征对现实境况更根本和悠长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你们也不明白集体潜意识，科学的某个框架可以解释时代的困惑，但更长远的发展却需要更大的框架来把旧框架包容进去，现今人们的拘泥于词汇而困惑的境况确实需要更大框架的指导，为了能在今后更加有利于世，我稍在题外说一下，当初相对论被认可时有些坚信牛顿学问的科学家好象不得已自杀了，所以还是放宽视线的生活观对自己好一些。
我总以为相对论还不是更大的框架，现代科学家的观念和心态是难以去自杀了（由这些我们还能看出其实在生活上一直没有最正统），其实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忽略意识说它是短浅的想法，可我认为这是马克思意识不全的意识，他的想法终归毕竟是意识），可很多人宁肯把它忽略（想不通这方面的事就容易把它忽略了）。
还要点明，马克思对先进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事实，更歪曲了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史还是现代史，而思想的学习于现今的中国更像是可以平移近来而非马克思的论调所推倒印发的西方文化更加先进或者正统（文化生活大多还是与政治无关的，马克思的用政治诠释一切和政治无上统治者是希腊神仙的论调明显~~不提他了，如果说西方文化先进，无非要说它能让人脑子更明晰，对身体的锻炼更适合人的生理特征，我曾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文化作了一个偏狭的定义），说到实际，中国的文化在被压制里仅是在社会上除良存弊，一些独特的思想不得讨论和延续，往往停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且不成系统，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却需要一些现代化的综合和和谐，对待文化所需要的态度远非现今人所理解的那样，这一点必须再被社会改革者所探讨，中国的古文化洗荡了人权意识和现代道德，现党的政治和产品分配又导致了中国只效仿外国的拜金和堕落，这些东西加上中国历史培养出来的属性，做地显尽了小民意识，比中国古代还烂比外国新文化垃圾还堕落，而承古和仿外者都无力商讨自身还意识模糊，现今中国好象只学坏不学好似的（社会还没到学好的意识程度，学好的人被大潮流埋没了，埋没的原因还在言论压制和产品分配上），在这样的乱七八糟和吵闹里，就还有人停下脚步茫然望望四周，说明一下新中国已有的成绩来缓和呼吸调节一下生理，堕落者更无意于这些乱七八糟的貌似长进（唉，全是破除蒙昧阶段的杂乱），反正在我个人身上我知道自己愿意接受那些思想和认识，世人现今汲汲于恶俗的对待文化的眼神确实蒙昧地让人心烦，在我看来中国本土文化确实不够深远和根本（从人本上讲，文化应该是要以给人带来愉快有助于人的生长为目的的），渣滓众多（或许作为预备搞科研的人我的要求太脱离世俗了），我们应该用最短的时间从道家筛选出少部分的养生学和处世观，从墨家马上选出个人培养哲学，把儒家塞到皮箱底下藏起来，把中国的玄学写进世界未解之谜（根本不用像现在那样去浪费大量的社会时间和精力去探讨低效率的事），从世界上搬来正统且系统的文学和哲学，学习他们的科研机构和构成（这些对中国也是新鲜玩意，技术哪个国家也有发展，但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却不是中国原本就有的，要看清自己原来真正的样子才好修补改进），日本的性快餐文学算哪门子事？我承认市井文化作为人性写照来构成时代的重要性，但要形成社会中层阶级构成的文化阶层却不必如此盲目无助，世界上有正统的文化高层，这些都是很有用很性的系统的东西（其实在我没有认识到集体的笨拙的时候，我一直对社会的不接手真实的文化很不明白，在我看来那些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但事实上情况却是人类属性要糟糕地多，以至于我在思想不成熟的情况下都非常想对这样的社会效率插一手，如果出了错还请原谅），当然，可以明白接手世界文化的困难在于中国缺乏历史经历而会对新东西表现出很大的难以理解（而中国古来自身思想逻辑的深入在求知的小孩这里更是让他们不舒服和难以理解，中国很多文化是政治产品，对生理是很大的破坏），这需要想象力和大度的社会心态，但目前重要的是文化阶层没有形成，这个阶层要在合理分配和开明政治以及言论自由下以发达的学校教育为中心建立起来，这看起来~~牵涉的东西太多了，官僚和功利气氛把这些东西腐蚀地不像样子了。
最后切一下主题：作者最近意识模糊，常常处于呆滞的状态，心思在自身之上靠潜意识写了这篇自我外部的东西，内容常常不切主题，此篇暂不涉及改革，因为在这方面很错乱，只算作探询漫想民主的一篇文章，另外人们不要忽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在我的探讨里的限制作用，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中，马斯洛比我要积极地多，我倾向于从宏观以至于表观地观察人类，到底哪种认识是正确和客观实际或者说更有发展潜力的，那要凭以后更深的认识来解决，关于我对人本哲学的理解，可以看我的《我读马斯洛》，刚才看见马斯洛准备搞一套人本哲学政治，其实政治的样式是很多的，有各种不平等比如经济差别和权利不同就有不平衡，甚至有人的生长就有不平衡，所以最完满的制度似乎不会出现，中国可以去找参照或者参考，但要符合到国人原有的属性上并适合发展，还需要自己多加探索，更需要长远的目光和打算。

消除金钱政治的妙法：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

2008-12-26T21:15:00.000-08:00

转来的文章http://q.sohu.com/forum/20/topic/4704171
消除金钱政治的妙法：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
黄佶
　　摘要：假设穷人推举的候选人只募集到一万元选举经费，而富人推举的候选人募集到九万元，那么两个候选人平分这十万元经费，每人可以有五万元竞选宣传费用。这可以消除金钱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你可以用选票支持张三，但不能用钞票支持张三”。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既得利益阶层拥有大量财富。如果不能消除金钱对选举的影响，即使搞了民主政治，中国的穷人仍然没有发言权，而且情况可能更糟。
------------------------
　　民主政治＝选举政治＝金钱政治
　　这个公式是现代民主国家或地区一个难以跳出的陷阱。因为竞选需要宣传，而宣传需要金钱。于是谁募集到的政治献金（竞选经费）多，谁的声势就浩大，谁就有较大的可能赢得选举。
　　所以，民主政治虽好，但往往会因为金钱的卷入而变味，“民主政治”往往演变成了“钱主政治”。
　　西方国家发展民主制度几百年，至今无法摆脱这个陷阱。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2008 年总统大选仍然难以完全消除金钱的阴影。
　　据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克拉多（Anthony Corrado）介绍，截至十月中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筹集到 6.4 亿美元，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所募资金只有奥巴马的一半，为 3.37 亿美元。正是得益于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帮助奥巴马竞选一路如鱼得水。党内初选结束后，奥巴马手中就比麦凯恩多2亿美元竞选经费。于是，奥巴马可以不像其他候选人那样，在初选结束后关闭一些竞选办公室，撤出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恰恰相反，奥巴马利用夏天的时间，继续巩固此前的投入，有足够能力让工作人员在各地拓展票源。“在宾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北卡六个关键州中，奥巴马的竞选办公室多达345个，而麦凯恩才有177个。”（摘自“美国选举应在三个方面作出修正”）
　　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向民主政治转变的时刻。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大量财富，民主政治是唯一能够和平地制约他们，并使中国向公平、和谐的社会转变的途径。
　　但如果在民主选举中，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利用手里的大量金钱，赢得选举，全面掌握中国的政治权力，那将比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那时他们的权力多了一件“民主”的外衣，有了合法性的基础。
　　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绝对不能成为金钱政治，否则中国民主政治的启动之日，就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失败之时。
　　要割断金钱和选举之间的关系，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政治献金不能直接交给候选人，而必须交给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把各方的政治献金放在一起，平均地用于各个候选人的竞选宣传。下面具体举例说明：
　　某选区有两个候选人竞选区人大代表。一个是农民工提名的候选人，一个是企业老板们提名的候选人。
　　前者只募集到一万元竞选经费，而后者募集到九万元竞选经费。
　　选举委员会一共收到十万元竞选经费，两个候选人平均分配，每人可以支配使用五万元。
　　这样，一个候选人募集到的竞选经费再多，他实际使用的宣传费用也只能和竞选对手一样多。
　　如果某个候选人使用自己的钱做竞选经费，他必须预先把这笔钱交给选举委员会，同样和竞选对手平分使用，而且他在其后的竞选中不得用自己其它的钱用于竞选，除非通过选举委员会，和竞选对手平分新增加的经费。
　　这是个革命性的做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太荒诞了！”
　　下面请听我解释：
　　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最明显的：即使穷人提名的候选人，其竞选经费也能和富人支持的候选人一样多。
　　很多人会说：“我支持张三，才把钱捐给他，凭什么还要给李四一半？！”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用选票支持张三，但不能用钞票支持张三。
　　用选票支持张三，是你的民主权力。但用钞票支持张三，使他的声音能够压倒竞选对手，就不符合民主原则了。
　　每个人只能有一张选票，但每个人的钞票有多有少，如果钞票多就能够使选举偏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那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所以，不论有多少人愿意用钞票支持张三，但他实际使用的竞选经费，必须和李四一样多。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才能避免金钱对选举的影响。
　　中国现在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在民主政治中，穷人仍然因为钱少而失去发言权，那么民主政治将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
　　新办法的第二个好处也很明显：
　　由于候选人不能直接拿政治献金，就大大减少了政治家贪污腐败的可能性。陈水扁把自己索贿来的钱，说成是企业家的政治献金，检察官拿他没有办法。
　　如果法律规定政治献金只能全部直接交给选举委员会，那么这个借口就没有了。
　　政治家上台之前和之后得到的钱，都不能进他们自己的腰包，政治家想出卖公众利益，为少数人和自己谋取私利的难度就提高了。
　　竞选经费由选举委员会管理，候选人想用这笔钱去收买选票，也将难以进行了。
　　新办法的第三个好处不太明显，但非常大：可以遏制政治狂热。
　　中国人的政治狂热一旦被点燃，是非常可怕的。远有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近有台湾的蓝绿大对决。
　　如果自己募集来的政治献金归自己用，而竞选经费的多寡又对竞选的胜败至关重要，竞选成功后又能得到更多的金钱，那么各候选人或其所属党派就会拼命活动，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为自己造势，最后全社会走火入魔，甚至产生严重的政治对立、感情对立，导致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影响，甚至导致民族分裂或内战。
　　中国不需要、也绝对不能要这样的民主政治。
　　竞选经费的统一平分使用，使得金钱的力量被抵消了，候选人的政纲成了赢得选民的主要因素。
　　如果一个候选人的政纲只有利于少数有钱人，但如果他的竞选经费多、宣传的声势大，那么他还有取胜的可能性。采取新办法管理政治献金后，他失去了这个条件，他获胜的可能性大大地减小了。
　　很多人会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捐献竞选经费了。”
　　可以肯定的是：哪些想靠金钱把自己的代言人推上政治舞台的富人，捐献的钱少了，甚至不捐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金钱在增强自己的候选人的力量的同时，也增强了对手的力量；而在双方宣传力量均等时，由于自己的候选人的政治纲领只有利于少数有钱人，所以自己的金钱不能帮助他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但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政纲是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坚信即使宣传强度和对手一样，也能够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他仍然会进行政治捐助。
　　如果真地出现募集不到竞选经费的情况，那么可以由政府或上级立法机构按照选区的大小、选民的多寡，拨付一定的竞选费用，供各个候选人向选民宣传自己的选举纲领。
　　民主政治有一条原则：“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现在还需要补充一条：“并且给你钱去购买和我一样多的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因为现在是大众传媒时代，没有钱，说的话大众无法听到，等于没有说。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办法也是符合民主原则的。
　　可以肯定的是，实行新的办法后，政治献金的总额会大幅度下降，这对节约社会资源、抑制政治狂热、消除黑金政治，都有很大好处。
　　虽然民主政治很重要，但是不应该使选举成为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国人现在的政治热情不高，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的实践，但我们要未雨绸缪，避免中国出现政治狂热。
　　中国人总是在做矫枉过正的事情。虽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人都难以对未来有精确的把握，“过正”是正常现象，“矫枉”也是必需的。
　　但“过正”和“矫枉”都会使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吸取历史和他人的教训，尽量避免“过正”，至少要避免“过”得太多。
　　新办法的第四个好处是：使竞选的胜利者问心无愧，失败者口服心服。
　　虽然奥巴马募集到的竞选经费比对手多出近一倍，但实事求是地说，奥巴马赢得大选，金钱不是决定因素。奥巴马的朝气蓬勃和变革主张、迈凯恩的衰老、其竞选伙伴缺乏政治经验、共和党八年执政存在很多问题、布什错误的反恐战略等等，都必然导致奥巴马赢得大选。
　　但现在反对他的人总是拿六亿美元竞选经费说事，好象他的胜利很不光彩，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
　　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奥巴马当初把竞选经费和迈凯恩平分使用，即两人各自都使用约五亿美元去竞选，奥巴马仍然能够稳操胜券。
　　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巴马阵营对自己的胜利就可以更加自信，而迈凯恩的支持者也不会愤愤不平。这显然是有利于国民团结和政治稳定的。
　　当然，新方法目前仅仅是个思路，还需要完善，需要更多具体的细节，例如如何组建和监督选举委员会，如何管理和公布竞选费用的款项和帐目，如何处置违规候选人，等等，欢迎大家批评或补充。
　　虽然在中国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仍然应该对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先的研究。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会毁了民主选举，导致出现违背民主选举本意的结果。这些问题也是反对民主选举的人反对民主选举的理由之一。显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助于早日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如果新办法的确是个好办法，被外国人或港台同胞拿去先用，也是可以的。这也可以算是中国人对世界的一个新贡献吧！
（2008年12月23日）
读者评论选：
未雨绸缪！最近在关注农村村委会选举的事件中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新闻：某当选村长给每一名村员2万元前生活费，某当选村长建若干别墅给村民居住。这虽然是选民被关注的好现象，但是金钱政治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苗头，现在对于选举中出现的类似金钱政治的前兆应该进行制度设计，避免出现在选举中出现的金钱政治和社会波动，赞成本文的观点，希望在讨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赞同本文的观点！好的选举制度，应当对各候选人一视同仁，使他们具有尽可能平等的竞选机会和竞选条件。
………………………………
黄佶答读者：
——楼主是否先仔细读一下这篇文章《从大选看美国民主》
——“金钱与政治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民主制度的监督与管理下，金钱对政治的不当影响往往能够得到补救与预防。”（摘自“从大选看美国民主”）　　黄佶答：问题就在于中国刚开始搞民主政治时，不可能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监督与管理”，结果金钱对政治的不当影响往往不能够得到补救与预防。　　　　——“而每一位公民捐款给候选人，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前途的一种责任感。”（摘自“从大选看美国民主”）　　黄佶答：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成功的关键，就是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中国文化恰好相反，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自觉上，结果出现很多严重问题。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以每个捐款人都有良好的动机为基础，而应该使动机不良的人无法钻制度的空子。　　　　——“而对于候选人自己筹来的钱，一个愿捐，一个愿拿，关那些嚷嚷“劳民伤财”的人什么事儿啊？”（摘自“从大选看美国民主”）　　　黄佶答：有人愿意捐，是因为他相信他支持的人上台后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而这很可能伤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所以是关其他人的事情的。　　　　——“距离大选投票的日子越来越近，候选人也纷纷开始进行最后的冲刺。奥巴马阵营在前天就以大手笔买下美国各大主流电视网晚八点档的时段，不间断播出了半个小时的广告。选民们随便换几个台，看到的都是奥巴马结合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生活故事，讲述经济不振带给美国人的影响。每讲完一个故事，奥巴马都会侃侃而谈自己如果当选后都将做些什么，改变美国的哪些前进方向。”（摘自“从大选看美国民主”）　　黄佶答：奥巴马为什么这样做？显然是因为多向选民灌输一份自己的观点，自己获胜的可能性就的一份。而这种灌输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做后盾的。　　如果两个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差异很大，那么金钱对选举胜负的影响就很大，这显然是一种新的不公平，是违背民主原则的。　　总之，设计民主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性天然的恶，设计出来的制度要保证在最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抑制恶的肆虐。　　中国人尤其擅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我们在设计中国的政治制度时，不考虑制约金钱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捐款者的自觉和外部的约束上（而中国根本不存在这种约束），那么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将难逃失败的命运。
——“高明，不过，有的政治现金是暗的，怎么控制呢？”　　黄佶答：例如购买电视时段，只能由选举委员会出面购买，然后分配给候选人使用。如果发现候选人使用的电视时段不是选举委员会购买的，那么这个候选人就有问题了，必须受到惩罚，甚至被取消竞选资格。　　其他媒介或宣传手段都可以参考这个思路来办理。
可以在法律或具体的执行细则中规定：私下授受政治献金，都是犯罪，双方都要受到惩罚，并处十倍以上罚金。看还有谁敢来暗的。　　　　——1、政治献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到截止日，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多少，怎么平均？2、隐瞒政治献金怎么办？　　黄佶答：　　1，政治献金都交给选举委员会，委员会根据现有总金额，购买传播媒介（报纸版面等），平均分配给候选人使用。如果又有新的钱进来了，那么再买新版面。因此，有没有截止期无所谓。　　2，政治献金一切可能的用途（例如购买媒介），都由选举委员会出面。因此，候选人如果使用的媒介不是选举委员会买的，那他的问题就暴露了，轻则警告，重则取消参选资格，再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3，法律可以规定：私下授受政治献金，双方都有罪，并罚十倍以上或不低于十万元的罚款。看谁还敢试？
[最后更新时间为 2008-12-25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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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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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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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国圈应该把思路向未来拓展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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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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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那怎么体现支持的人多反对的人少？？？
支持奥巴马的要为麦凯恩捐钱，你真把选举当慈善募捐了。
凡是参加选举都分一份？？？蛮上算的！！！
我也要参加选举。。。分我一份，全当旅游费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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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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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有道理！在中国国情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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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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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N多个候选人，那什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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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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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在上文中提到：如果有N多个候选人，那什么办？
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偷换概念--------是5毛党棍一贯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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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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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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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飞龙在上文中提到：说的有道理！在中国国情不一样
尽管专制独裁给中国设置了许多"国情",但不能一味用"中国国情"为弱智开托!中国有弱智(全世界都有),但是极少数!!!走向民主的路艰难漫长,但必须坚定不移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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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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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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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体现支持的人多反对的人少？？？　　只能用选票体现“支持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不能用钞票来体现。如果能够用钞票体现，那么就不必进行选举了，直接根据募集到的钱定胜负就可以了。　　　　——如果有N多个候选人，那什么办？　　我提出的方法主要用于差额选举的正式候选人。　　至于如何从选民提名的大量（N多个）非正式候选人中推选出正式候选人、非正式候选人的选举经费如何管理和使用，我仍然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但我认为基本原则应该是一样的，不能让钱说话、让钱决定胜负。“统一平分法”应该也是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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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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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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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是,没有人捐钱了!
我是美丽签名档寒微之音,很轻,很微弱,你听到了,听的人多了....,那就是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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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_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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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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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_微在上文中提到：这样的后果是,没有人捐钱了!
哈哈哈,还是寒微看的清楚.捐钱不是无的放失赞助竞选,而是瞄准目标望有所得.....
寒微,你纯情的几乎可以秒杀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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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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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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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民主做法,也可以从中借鉴一二啊. 亚洲的一些实行民主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可以学习吸收.美国毕竟是西方国家,隔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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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go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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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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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是,没有人捐钱了！　　这恰好说明原来的捐钱者动机不纯。在没有人捐献竞选经费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提供宣传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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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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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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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在上文中提到：——这样的后果是,没有人捐钱了！　　这恰好说明原来的捐钱者动机不纯。在没有人捐献竞选经费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提供宣传经费。
捐钱给自己喜欢的候选人,一定是动机不纯吗?

我是美丽签名档寒微之音,很轻,很微弱,你听到了,听的人多了....,那就是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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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_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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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发一次的选票，可以当货币使用，谁出价高就卖给谁。直接投票选举的意义在于政治家在乎老百姓了，哪怕是一块臭豆腐。我想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选票卖给出价更高的传统骗子的。任你给五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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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钱给自己喜欢的候选人，一定是动机不纯吗？只要有一个人动机可能不纯，设计制度时都应该考虑如何堵住这个漏洞。中国的问题之所以千百年难以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习惯是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自觉上。既然要搞民主，就要乘现在还是白纸一张时，设计好完善的制度，尽量堵塞一切可能的漏洞。——我想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选票卖给出价更高的传统骗子的。任你给五块也不！请不要把中国民主的成败寄托在这种猜测上。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恶也是收敛的（数学上的概念）——自发地逐渐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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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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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建立制度的问题，也是建设适合民主制度的观念和文化的问题，否则，民主将得而复失，或者变形、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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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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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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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果在上文中提到：美国3500亿救市资金疑被华尔街高管私吞 ----------新闻标题不对,作者明显是不懂美国民主自由真谛的5毛.这哪是什么私吞,分明是正大光明的公吞嘛.
还是毒才好,可已合法私吞公款.......
我是美丽签名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对几千年以来独裁体制支持胡温加快民主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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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zc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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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在上文中提到：我说过：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建立制度的问题，也是建设适合民主制度的观念和文化的问题，否则，民主将得而复失，或者变形、变味。
是的,还是特色民主好,专制毒才好.../...
我是美丽签名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对几千年以来独裁体制支持胡温加快民主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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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zc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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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才万岁,贪污是应该的.......专制真好呀,我们好性福......
我是美丽签名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对几千年以来独裁体制支持胡温加快民主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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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zc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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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还不太适合均分献金，因为毕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选举制度，官员都是直接空降！！他们能和谁均分献金？？？他们有那么多政治献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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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的政体下可以考虑楼主的计策，但是还是有一定风险，因为会有多少人献？？
我是美丽签名档冷眼看破了情网，也看透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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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破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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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根本不存在政治献金问题，所有的钱都是执政党掌握控制，所有的阔人阶级都是指正党党员和亲属，真用一块臭豆腐换老百姓手中的选票还不错呢！当选理所当然，何必浪费一块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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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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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在上文中提到：现在也根本不存在政治献金问题，所有的钱都是执政党掌握控制，所有的阔人阶级都是指正党党员和亲属，真用一块臭豆腐换老百姓手中的选票还不错呢！当选理所当然，何必浪费一块臭豆腐？
中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党.
我是美丽签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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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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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在上文中提到：——捐钱给自己喜欢的候选人，一定是动机不纯吗？只要有一个人动机可能不纯，设计制度时都应该考虑如何堵住这个漏洞。中国的问题之所以千百年难以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习惯是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自觉上。既然要搞民主，就要乘现在还是白纸一张时，设计好完善的制度，尽量堵塞一切可能的漏洞。——我想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选票卖给出价更高的传统骗子的。任你给五块也不！请不要把中国民主的成败寄托在这种猜测上。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恶也是收敛的（数学上的概念）——自发地逐渐缩小的。
只要有一个人动机可能不纯，设计制度时都应该考虑如何堵住这个漏洞。
你能保证参与投票的每个人其投票的动机一定是纯的吗?显然不能,那按阁下的理论,所有的选举都无法进行!
我是美丽签名档寒微之音,很轻,很微弱,你听到了,听的人多了....,那就是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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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不许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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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个人动机可能不纯，设计制度时都应该考虑如何堵住这个漏洞。你能保证参与投票的每个人其投票的动机一定是纯的吗？显然不能，那按阁下的理论，所有的选举都无法进行！　　　　这就是抬杠了。选票是一人一票，即使大家的动机都不纯，那么少数服从多数。但钞票不是每人一样多，所以不能用钞票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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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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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还不太适合均分献金，因为毕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选举制度，官员都是直接空降！！他们能和谁均分献金？？？他们有那么多政治献金吗？？？　　　　设计制度要超前。尽量未雨绸缪。“摸着石头过河”、“矫枉过正”都是无奈之举。　　　　——在中国新的政体下可以考虑楼主的计策，但是还是有一定风险，因为会有多少人献？？　　　　没有人献最好。就怕有人献。如果没有制度保证，报纸和电视里将充斥富人的代言人的声音，穷人的声音将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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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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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权垄断利益集团

2008-12-26T21:13:00.000-08:00

转来的文章
http://blog.sina.com.cn/timesofashs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破除特权垄断利益集团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清除中国现代化障碍的工作重点，是中国人民在新时期重中之重的艰难使命。
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不仅国有银行凭借特权垄断，尚且坏账累累，而且国有券商、国有基金、国有股市皆是黑幕重重。据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1）：至2002年5月，中国118家证券公司拥有净资产917亿，但不良资产比例达50%；至2002年11月，各证券公司年度亏损220亿，而按照百富勤的估计，亏损为400亿，至2004年券商坏账已达900亿，中国券商实际上已经破产，只不过，地方政府在为破产的证券公司兜底，万国证券倒闭了，上海市财政兜着。即使现在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券商又可挽回一点败局，但“挣钱了归自己，赔本了归国家”的体制注定了证券公司未来仍然是亏本的命运。
据2005.11.16《今日关注》：2005年上半年中国基金六成亏损，但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收入猛增，具有可比性的31家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同比增长幅度达67.8%，有7家超过100%。中国采用的是有别于发达国家公司型基金的契约型基金，按基金净值1.5%提取固定比例的管理费，不管基金赚钱赔钱，只要钱过手，就留下巨额费用。基金管理者成为不受利益相关者监控的特殊群体，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没有任何措施制约内部人的交易。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上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谁会为被误导、被欺骗、被坐庄操控的中国股民赔偿呢？
中国的特权垄断企业还有中国国电、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航空、中国烟草、中国电信等。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另据《南风窗》2006.11.16：国家电网公司正在以地方“倒逼”中央的方式推行特高压输电网，已经同24个省区直辖市签定了电网发展和农村户户通工程纪要，以发展特高压电网为条件，国家电网公司许以巨额投资建设地方电网。如此，试图从技术上、体制上堵死地方电网发展的可能性，形成牢不可破的垄断局面。但是，全国形成一张百万伏特高压电网隐藏着巨大的国家风险，一旦遇到军事打击或者事故，全国电力将陷入瘫痪，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是风险如此集中的，美国有三大电网、十大安全管理区，发达国家早已中断了特高压电网的研究，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少量特高压电网也在降压运行。但中国发改委却已经批准了特高压试点项目，估计全国推广后动态投资在8000亿元，是三峡工程的3~4倍，却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与批准。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凭借国家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权炼制权的垄断，获得巨大的不公平的利益。国际上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为10%，而中国仅为1.5%，石油公司不仅少交税，而且成品油出口退税，仅此一项，每年就有上百亿元进账。前段时间，中石油倒原油挣了1200亿，接着成品油提价晚了，亏本了，国家就给补贴100亿元，挣钱的时候是企业，陪了钱算国家的。而按照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因此，中石油等企业垄断全国的资源，税后利润却可以留着自己用。
中国国有航空公司机人比为1：300~400，也就是每架飞机养着300到400人，发达国家仅为几十人。尽管国有航空企业长期亏损严重，但仍然高工资高福利，管理人员年薪高达20万~30万元，解决亏损的措施仅仅是发文提高燃油附加费标准。某航空公司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为数万名员工换制了价值达几千元一套的新服装，不知道这笔生意又诞生了多少富翁。
目前，世界上仅有十余个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日本韩国等原来实行专卖制度的国家也早已改变。中国各地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合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烟草公司家底不清，连自己有多少赢利、多少亏损都弄不清。不允许烟农自由交易，以超低价剥夺烟农的利益；一些地方的烟草管理人员以检查、涉嫌销售假烟为名随时查扣香烟，说罚就罚，销售者有口难辩。许多地方烟草管理中层干部的年收入达30万元。
铁路具有运力大、能耗低、污染小、占地少的比较优势，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在中国理应高速发展，但中国目前铁路运营里程仅7.2万公里，尚未达到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憧憬的10万公里，中国目前人均铁路不足一支烟的长度，怪不得老百姓坐火车犹如受难旅程。美国有14家铁路公司，他们按照市场机制合作运营铁路，而中国的铁道部就是全国唯一的垄断性铁路公司，各个铁路局只是官僚体系中的行政下级，都不是独立的法人，全国铁路由铁道部集中调度，统一核算，网运一体，业务混同，交易规则缺失，交易程序不透明，没有明晰的财务清算规则，没有透明的调度指挥系统，成本收益说不清楚，令外资和民资望而生畏，个别胆大的冒险而进，巨亏而出。
中国公路交通也是壁垒森严，企业要想异地开辟新线路，必须到异地审批，而出于保护本地区利益的考虑，各地交通部门总会使得外来企业知难而退。如果本省市客运企业想将线路延伸至外地，政府又担心税收外流，如此不但不能形成大交通的格局，而且老百姓不得不承受高票价、拥挤客运的苦楚。
特权垄断还表现在电信、农用生产资料、殡葬等行业。中国电信曾经被世界组织评为竞争力倒数第一，服务质量倒数第一。中国农用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得农民不堪忍受化肥、农机等的高价格，农业生产成本高昂，农民增收困难。中国农民要购买一台拖拉机，要比日本农民多付出10倍的粮食。据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副局长透露：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60%是由农民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
另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一位副处长对央视表示：垄断的殡葬业利润可达1000%~2000%，骨灰盒利润300%。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初公布：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是其他行业的5~10倍。这些垄断企业经常以亏损为由涨价，以维持垄断收入，而成本由群众买单。现在部分垄断行业面对舆论的压力，搞起了“减薪风暴”，但往往是明减暗增，譬如一些电力系统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数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因为个人缴多少，单位再补贴多少，职工的暗收入反而增加。
特权垄断、官僚主义还造成了国有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浪费。据《南风窗》2004.8下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50%。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从“七五”到“九五”，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
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特权垄断行业不仅包括国有垄断企业，还包括权贵化的房地产企业。一些房地产商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利市，同时大规模地偷逃税收。据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第2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2005年度检查的39户房地产企业少报收入84亿元，少报利润33亿元，会计报表上的平均利润率仅12.22%，而实际达26.79%，平均每户少报利润8500万元，少交税3800万元（《深圳商报》2006.11.8）。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十大暴利行业”，2004年大陆百富榜，房地产老板占45%，2005年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24位涉足房地产。但中国纳税500强中，房地产企业数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国税总局的调查显示，偷漏税中房地产企业占90%，北京欠税企业所欠税金的80%是房地产企业所欠（《法制晚报》2006.9.6）。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税费成本占房价的50%，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
特权集团消耗了中国巨大的国力。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据《新快报》2005.3.29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拥有172辆公车；科技局日常公用支出1.58亿元；交委的行政编制81人，车辆保险费就达113万；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竟达2.5万元一台。郑州市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六幢办公楼，而该区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3/5。
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配备专车，而且公车仅限于公务使用。在韩国首都首尔市，仅有4辆公车。意大利一个市长乘公车到百里之外办私事，被判刑6个月。在北欧国家，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有一位高官仅仅因为公务宴请时多上了一道鹅肝，就被媒体揭发而丢官。3名英国议员到日本出差，为了观光东京，多住了一夜，被报纸揭发，3人不仅全部吐出了住宿费，而且全部辞职。德国央行行长韦尔特克携家人赴柏林出席欧元诞生仪式，住进了豪华酒店，费用由德累斯顿银行埋单，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韦尔特克马上道歉，支付了一半的费用，并且辞职。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因为收受价值5800美元的礼物未向监督部门报告而被起诉，礼物包括两趟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旅行，接受了曲棍球赛的门票和免费的宴会。
而在中国，一方面特权垄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环保等成为无米之炊。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曾经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皆没有实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2005年之前，慈善事业也被特权垄断着，2005年8月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私立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美国现有慈善机构超过120万家，每年慈善公益捐款6700亿美元。而中国过去只有官办慈善机构100余家。中国人均捐款是美国人的万分之二点四，中国的捐款中企业家捐款仅占15%，99%的企业从未捐过款。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在教育方面，根据2004.10《“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研究：国家重点院校党政干部子女与工人子女、农民子女的入学机会差距是31.7：4：1，也就是说，干部子女的实际入学机会是农民子弟的31.7倍，是工人子弟的7.9倍。
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尽管如此，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法制晚报》2006.6.27）。
在中国，不仅教育倍受特权坑害之苦，而且学术也成为特权的奴仆。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了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仅4位。以51届入学的为例，4名院士中3名是部长（范良藻《如何办好大学——致母校清华、北大的公开信》）。
在环境、资源方面，中国同样受到特权的威胁，如果不能改变官本位的制度，建立公民社会、公民文化，那么环境恶化的状况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没有哪一年完成了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2005年瑞士达沃斯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12位。
中国已经清查出3000多座“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的水电站，几十年来水库移民近2000万人。一些特权单位利用农民的不知情和弱势地位强行推进各项工程，工程上马、竣工之时，往往就是当地百姓受苦、上访之日。建一个工程，留一堆社会后遗症。大多数工程没有象样的“可行性报告”，唯有长官意志，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对不同意见的专家也进行排斥打击。而农民在各项工程中失去了土地，得到的补偿仅为卖地款5~10%，村集体得到25~30%，由村干部掌握。农民因失去土地，十多年来损失10~20万亿元。
目前，北京有5000余家各级政府驻京办，如果加上国企等的驻京办超过1万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特权人员服务的，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法制晚报》2006.9.4）。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为万分之三，拥有专利的仅为百分之一。所以，中国一方面是国有垄断，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可能造成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实质是国有垄断，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而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农民工又只能年复一年地回到农村。
特权垄断已经成为中国剧烈的心痛。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目前酝酿中的反垄断法由于权贵们的游说已经删除了反行政垄断的内容，而广大的平民百姓又凭什么去跟权贵们博弈呢？凭什么去阻止立法扩权、立法侵权、立法违宪呢？
破除特权垄断，中国对中国政府寄予厚望。　